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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理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