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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第十九章 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