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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人对万历征收矿税银的做法都大加鞭挞，说其横征暴敛搞到民不聊生，那么万历到底收了多少钱呢？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总共收了三百万两；一说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计收白银五百六十万，金一万二。
这两个数字，低的年均为四十余万两，高的数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万两白银，金一千二百两。如果加上浮动的加权数，差异不大，应该是合理的均数。
这个数字很大么？不算大，这事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叫政治影响恶劣，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万历真正搜刮的钱财数目，对明朝整个财政来说，其实倒并无太大影响。我们经常看见的说其对经济数十年的摧残导致了恶果云云，其源头基本都来自明朝对万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们没经过计算的主观臆测。如搜刮亿万这种夸张的文学修辞记载，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万历收上去的这些内帑，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挺简单，首先是用于皇宫吃饭和各种生活开支。据邱仲麟先生对光禄寺宫膳底帐《宝日堂杂钞》的整理和考据，发现除负担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含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的吃饭问题外，万历还得请客。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归万历开支的。
以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为例，宫廷膳食此项开支为一万两千余两，日均下来是四百二十一两，吃饭人数为一万人左右。月人均一两二的膳食，确实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
这其中，万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很清楚：“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鸡子五十五个，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两，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笋一斤，核桃十六斤，绿笋三斤八两，面觔廿个，豆腐六连，腐衣二斤，木耳四两，麻菇八两，香蕈四两，豆菜十二斤，回香四两，杏仁三两，砂仁一两五钱，花椒二两，胡椒二两，土碱三斤”——题外话，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时鲜菜，譬如笋之类的，比那些不给吃时鲜的皇帝们要幸福。
同时记载里还说“文华殿官周继祖等四员酒飰二桌，每桌每日猪肉十一斤，鸡一只，菉笋一斤，香油四两，花椒一钱，胡椒五分，豆粉四两”，可见万历请客的工作餐标准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没肉吃的清官们，尤其是家里吃肉会成为朝廷新闻的海瑞，应该会很高兴去吃这个工作餐。
这还是新年的正月里，万历日均消费为四斤猪肉、一只鸡、两鹌鹑、两鸡蛋和几两其他肉类，蔬菜是豆腐青笋香菇木耳等，主食为面食。
四斤猪肉……早饭节约点不吃肉，你总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这样的话中晚两餐也就各两斤，炒个京酱肉丝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够做碗梅菜扣肉了，那只鸡还得剁开两爿做两顿打算。所以无论怎么看，我觉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个一般富商的消费水准。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话，这简直就是朴素楷模。
这个真实的记载，显然大大低于后世文人们写的什么吃饭日费数千金之类的口水笔墨标准。
当然，除了吃饭以外，人还要其他生活开支，譬如皇帝后宫们的日常开支，包括皇子皇女的结婚费用等等，虽然户部也管，但也都还是要从内帑里开支的。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清人记载中，多有提到说明朝奢侈无度，光是后宫脂粉钱就要数十万两云云，如康熙四十八年上谕：“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或是说“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等，以此指责明皇室之奢靡。实际上，这是清人不懂明时名目导致的误解。
康熙提到的明朝脂粉钱，并非明后宫的生活开支，而是明朝自教坊收取的税钱名目。明代伎乐事业之繁荣，可谓历朝最盛，万历朝进士谢肇浙的笔记有道：“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也有记载说脂粉钱是从女人那里收取的税，不过却没说是什么女人。总之，太监收取这笔脂粉钱税银，是从女人手里收上来的税钱。
而有明一代，后宫的开支都是俸饷禄米，并无其他开支名目，如内监月俸一石等等。无论明史还是实录，亦或其他笔记资料上，都再无其他发放给个人的钱银开支项目。康熙说的脂粉钱开支项，既无存在基础，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从我们之前举的记载看，万历朝整个宫廷加进内办公朝臣们的饮食开支，一年也才十四余万两，这四十万两脂粉钱开支实在太离谱了点。别说其他了，以万历帝的脾气，他第一个就不答应。
事实上明朝太监告诉康熙的所谓脂粉钱，是太监们从各地收上来进内库的税项。这个脂粉钱税，后来逐渐变称为花捐。进关十数年后的清人不懂万历朝的脂粉钱是什么玩意，这很正常。于是康熙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后宫的开支，孰不知这本是宫中收入的税项。
事实上明朝皇室的生活，应该算是历代皇室中较节俭的，包括嘉靖万历在内，生活并不奢靡。荒唐点的大约是正德，但比前代唐宋及后来的清皇室也都是大有不如，譬如晚清快亡国时，光绪的婚礼还耗费了五百五十万两银子。而万历最喜欢的福王，婚礼耗费是三十万两，营造府邸花了二十八万两。当然，王不能和皇帝比，但万历朝的财政状况同样也不是快亡国的大清光绪朝可比的。
不过，宫中近万人的开支只靠田庄和金花银这几样支撑的内帑，肯定也是不太够的，于是皇帝就只能向外廷户部申请了。然而，明朝的户部可不会样样都准，明朝臣子们经常会打回皇帝的申请，无论是子女大婚还是后宫和膳食的开支，都有被彻底打回和大幅度削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万历要在外面捞钱了。
再一个，皇帝的内帑其实并非都用于私人，外廷请皇帝拨内帑用于国家开支的记录比比皆是。事实上，明历朝内帑用于军费的比例极大，嘉万朝起，尤其是边镇用钱，动辙出内帑数十万上百万的记载屡见不鲜。本质上，内帑是户部变相的应急预备金，一旦户部开支不过来，臣子们就会要皇帝掏钱，而且通常皇帝还必须掏。因为，这个天下是他的，不掏会被臣子们骂个狗血淋头，一直骂到皇帝乖乖掏出来。嘉万起的明皇帝们，在其他问题上能和臣子们拧着干到底，但在这事上，最后还真没一个敢真不掏钱的——除非是真的没钱了，譬如崇祯。
不过，即使在经过万历不断赏赐他喜欢的福王以及各种其他折腾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他去世后，只光宗朱常洛还没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向外廷发放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两的内帑用于边镇开支——可见到万历末年，内帑还是有相当结余的，给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
至于外廷的财政情况，如前所说，七年朝鲜战争的年均开支为一百三十余万两，以明朝当时的财政收支来看，这实在不算太大数目，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而从当时加派的临时税项事毕即停这个现象看，也可以知道压力确实不大，不然就会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饷。
除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状况外，我们再举一项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是以万历朝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为基础专门讨论明朝边镇财政的专著，按计算，明朝晚期光是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达六千万两之巨，总额六倍于朝鲜战争，这还没算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对付蒙古边患的耗费。
事实上，明朝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
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而其他的如万历派出的矿税监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实际也远没文人们描写的那么不堪。
明朝清流文人笔记里充满派系利益和政治动机的财政描写，实在不好太当真。
我们现在可以摘掉“财政”这副有色眼镜，重新审视一下，万历朝鲜战争的意义，到底何在。
第一个当然是它把朝鲜李朝从亡国的境地解救了出来，轻松地复了国，这对朝鲜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对明朝同样也是大事。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是明中后期是牵制后金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个牵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后才逐渐消失。
明军入朝替李朝复了国，再次确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国，是朝鲜李朝的父母之邦这一大义名分，这对朝鲜李朝朝野的各种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首先是朝鲜李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临海君李珒及顺和君等人，在这次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后来继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然而他的继位，却因明朝“争国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朝的承认。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请准封光海君为世子，结果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