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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鸣梁海战日军损失船只不过三十多艘，不过是总兵力的一个零头，来岛通总的阵亡对于日本水军指挥序列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拿孱弱的朝鲜水师去跟日本大舰队拼人品和运气，这不是李舜臣的风格。
所以在鸣梁之后，日朝水师的悬殊比例与战略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日军固然惩于李舜臣的威名，不敢轻易西来；李舜臣也缺少东进的实力，只能退到古今岛，继续积攒力量。要在几个月内造出足够的战船，训练出足够多的水战精兵，即使对李舜臣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爆发的蔚山之战中，朝鲜水师无所作为；而且日军在整个万历二十六年大半年时间里，釜山－对马－九州这条生命线通行畅通，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干扰，以至于邢玠不得不从广东千里迢迢地调动大明水师前来助战。
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朝鲜水师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跟壬辰战争中的成就相比，逊色了许多。
这都要怪元均，不怪李舜臣。
第十六章 蔚山血战（上）
解生的稷山之战和李舜臣的鸣梁海战，是联军在九月取得的两场关键性胜利。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鸣梁则威胁到了日军的补给线。两场胜利的影响叠加到一齐，让日军陷入既缺乏进攻的勇气也缺乏对后勤信心的境地。
九月中旬的态势，事实上对日军相当有利。全罗道已经大半沦陷，通向汉城的大门也已经洞开。明军的主力兵团尚未齐聚，而李舜臣的舰队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是日军却没有趁机北上，他们占领了稷山以后，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战刚结束不久，左路军在井邑——李舜臣曾经就职的所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不是乘势北上，反而是全军转向南下。井邑本来就在全州南面，你还继续南走，说是去扫平全罗道，谁信啊！？
右路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杨镐与麻贵为了防止日军从另外一个方向偷袭汉城，派遣参将彭友德前往汉城东南方向靠近庆尚道的青山。在那里，彭友德没碰到进攻的日军，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军。彭友德哪肯放过这个机会，率兵追击。双方甫一交锋，日军就开始撤退，根本无心恋战。彭友德追杀了一阵，发觉日军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脚步。
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被明方称为青山大捷，因为被吓退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加藤清正。
摆脱了彭友德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报恩岩，又遭遇了朝鲜军郑起龙所部四百人。时值大雾，郑起龙一通乱射，射到日军十几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声冲入敌阵，反而“良久不敢动”。郑起龙趁机带兵护送沿途朝鲜灾民离开，两边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发地西生浦，黑田长政返回东莱，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岛津忠丰重返泗川，其他日军将领也纷纷放弃占领城镇，回归驻地，继续盘踞从顺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区。汉城之围，不战自解。明、朝联军高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到麻贵亲自探访了被日军放弃的全州，这才确认日本人真撤了。
这肯定不是补给的问题。日军已经侵占了全罗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顺天以后，顺天以南的丽水港也沦落敌手，李舜臣的小舰队被迫退守到古今岛，与日本隔罗老岛相望。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威胁到釜山。更何况，日军的战线并不漫长，只限在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运输不会有太大压力。
也不是天气问题。这会儿才九月份，离朝鲜严冬还有三、四个月呢，再说打下汉城过冬，岂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补给问题，也不是天气问题，那么日本人到底怎么了？
从开战到十月收缩，日军的行动呈现出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求战欲望十分低下，变得暮气沉沉。
日军右路军在初期通过巧妙佯动，绕过朝鲜军的封堵直扑汉城，这在战术上是一个精彩的战例，但却缺少了壬辰战争一往无前的锐气——如果是在壬辰时期，日军根本不会把面前这点朝鲜军队放在眼里，什么佯动，什么迂回，直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大踏步地击穿敌人阵地就是了。而日本左路军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只会在南原这种十倍于敌的围城战中才会踊跃杀敌，似乎几万大军簇拥在一齐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这种双方战力旗鼓相当的战斗，日军立刻开始叫苦连天，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日军大部分将领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壬辰之战证明，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联军在日军撤退以后，慢慢地整军，慢慢地前进，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谨慎而龟速地试探着前方。整个十月，日军龟缩在沿海不动弹，联军则站得远远的，一脸警惕，战略态势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援朝明军最高长官邢玠。经过一个月的试探与侦查，他终于确信日军退回沿海倭城，没耍任何心眼。这时候明军也都集结完毕，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积储得差不多了，有了一战之力。
在这个时候，大明朝廷开始有了议论，说日本人狼狈逃回沿海，胆气已落，邢玠、杨镐、麻贵几个人非但不奋勇杀敌，反而顿兵不前，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这个指控太严重了，就算只是言官胡说八道，也把前线的几位大佬惊出一身汗。
万历皇也有点不耐烦了。在万历二十七年，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越演越烈，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进剿不利被杀，川贵震动。朝廷急于结束在朝鲜的战事，好腾出手来处理播州的事。
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压力之下，邢玠在十一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联军三道进剿，开始反攻。为了鼓舞士气，邢玠亲身入朝，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汉城。他都到了汉城，逼着杨镐和麻贵往前线移动。
当时日军在沿海修了一圈倭城，如同一串珍珠散落在庆尚海滩，十几万人驻屯。明军一共只有四万人，加上朝鲜军也不过六万到七万人，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个重点方向进行打击。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目标——蔚山城。
蔚山城位于庆尚道最东侧、釜山东北方向，汉城在最西侧，两边直线距离是所有倭城最远的。挑这么一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战争理论告诉我们，军事永远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
蔚山城不是个好选择，可是蔚山城里有一员武将，叫做加藤清正。
大明最熟悉的日本武将，是小西行长；而朝鲜最熟悉的日本武将，则是加藤清正。他们跟加藤的仇，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李舜臣功劳大不大？就因为沾了加藤清正的事，被一捋到底——加藤清正简直就是朝鲜的一根高压线，谁提跟谁急。
如果能够一举攻破蔚山城，杀死加藤清正，那将是煊赫的一场大胜。日军甚至会因此而士气丧尽，自动撤退。提前结束战争的诱惑，明军非常有兴趣。于是两边一拍即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进攻。
明军分成三路大军。左路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中路是高策，右路是李芳春。左右两路将在麻贵、杨镐的带领下，从忠州附近的鸟岭进入庆尚道，沿安东、庆州走一条斜线，剑指东南蔚山。而中路军则前抵宜宁，既可以策应主攻部队，又可以防止全罗道的日军赶来赴援。他们还抽调了董正谊和一千五百名明军，与朝鲜地方部队混编，南下南原，吸引顺天小西行长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权僳也纠合朝鲜精锐高彦伯、郑起龙、金应瑞等部向蔚山趋动，以配合明军。
十二月初四，援朝三巨头齐聚汉城，搞了一次盛大的祭天仪式。邢玠亲自登坛祭告天地，誓戒官兵。祭旗的时候，火器一字排开，万炮齐鸣，场面极之宏大。旁观的朝鲜军民都异常自豪，觉得这么牛逼的军队，看来可以彻底把倭寇赶下海了。
祭告完天地，在十二月初八，明军正式开始出发。临走之前，朝鲜国王李昖表示要亲自送杨经理出征。杨镐欣然从命。两个人骑马并排出了汉城，正说着话，杨镐忽然离开大路，从一条险要小路跃马疾驰，李昖不甘示弱，紧紧跟在后面，身后的随从与大臣不知所措，都追不上去。两个人你追我赶跑了一段，杨镐忽然回头笑道：“王可与共事矣。”
告别了惺惺相惜的李昖，明军四万四千八百人耀武扬威地越过鸟岭，并于两日后抵达山脚下的闻庆县城。这里是壬辰战争时，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急速狂飙的第一阶段终点。
在这里，麻贵对权僳提了一个要求，要求他派遣朝鲜水师到蔚山附近海域配合。
这个要求提的很奇怪。那时候李舜臣的舰队虽然略有恢复，但要绕过顺天、巨济、釜山几个港口重镇去袭击位于东侧的蔚山，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麻贵可能不清楚，但权僳应该知道。可权僳半点犹豫都没有，一口答应了。
这件事最早被记载在李恒福写的《白沙集》里，后来被《再造藩邦志》所引用，其他史料里都未有提及，反倒是中国史料《皇明实记》里提了一句“我师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