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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官僚系统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他被骂了一顿之后，竟然连光绪以后的圣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两广总督府里不许谈论变法。当有人问起：“你办得如何？”他回答：“啥变法？我不知道啊！”
光绪不得不拿他开刀了。但是，要拿这种总督级别的大臣开刀，总要找个动刀子的人，光绪找到了一匹“黑马”，他就是朝廷马匹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光绪提拔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安插在谭钟麟身边。
在拿地方大员开刀的同时，光绪的帮手、一直躲在幕后的礼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写好了一道奏折，交给本部的部长怀塔布同志，请他代为转奏皇帝。
按照光绪之前下达的“各部院官员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圣旨，王照的程序没有错。而光绪在下达那道圣旨的同时，也加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阻挠上奏，看来怀塔布只能把这份奏折交上去了。
而怀塔布同志在看完这道奏折后，惊得大汗淋漓，他是万万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来。
王照的这份奏折围绕的是如何变法，主体内容基本上夸夸其谈，没什么新意。问题是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变法，建议太后和皇上走出国门，去国外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这个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在当时，这不仅是对慈禧的大不敬，甚至还带有戏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虽然是最高领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女人，当时，女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连在朝堂上听政都要挂个帘子，又怎么可能出国，在洋人面前抛头露面？奏折如果递上去，慈禧如果追究，这就是怀塔布这个做部长的责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长商量后，怀塔布私自做主将这份奏折压下来。
私扣奏折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全部领导——六位部长和副部长统统撤职，王照升官，赏三品衔。
光绪以抗旨之罪对怀塔布的撤职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场看来，这更像是光绪和王照联合起来，给怀塔布下的一个套。因为怀塔布的身份并不简单。
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后党的中坚人物，说起来他跟慈禧还有点亲戚关系，算是慈禧的表亲。怀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闺蜜，没事就陪慈禧逛园子吃饭，聊天解闷。
在撤职事件后，光绪的杀手锏并没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鸿章今后“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鸿章的这个职务。正是从这一天起，李鸿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职，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如今只是朝廷的荣誉公务员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么，那我撤职总可以吧？光绪反击的套路已经渐渐清晰了：他没有任命提拔的权力，却有撤职的权力。
光绪的这些行动是十分迅速而斩钉截铁的，他使出了组合拳，拳拳指向慈禧！虽然是拿六部中分量相对较轻的礼部和政治地位本来一落千丈的李鸿章来做试探，但怀塔布和李鸿章的倒台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皇上要拿太后的心腹开刀了！
一场人事大战即将来临。
·光绪的四大亲信·
就在免去怀塔布职务的第二天，光绪提拔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四品官，任“军机章京上行走”。
任命四品官，光绪是有自主权的，不需要惊动慈禧她老人家。在京城，四品官是一个不起眼的官职，但光绪提拔他们并不简单。
因为这四个人全部进了军机处。军机处对朝廷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加国务院，军、政最高权力中心非它莫属。军机处里的办事人员分为军机大臣（大军机）和军机章京（小军机），在级别和权限上，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下属（相当于秘书），虽然光绪特意说明“四小军机”在办公程序上要尊重原有的军机大臣，并特意交代“四小军机”要和原来的军机大臣搞好团结，但是，这四个人是光绪亲自提拔起来的，光绪是把他们当亲信看待的，四人奉特旨筹办变法事宜，所有到军机处的奏折，都先由这四个人先看；凡是光绪要下达的圣旨，都由四人拟稿。
光绪的全面反击开始了！
他先是裁撤了慈禧的人，然后升了自己的人。光绪并没有给四位新人二品以上的官衔，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慈禧的同意，但却让他们做着一品大员才能做的事：可以阅读奏折和拟旨。光绪就用这四个人架空军机处，他们名义上为军机大臣秘书，实际上却是替光绪掌控军机处的“四人帮”，难怪连梁启超都评价他们“名为章京，实为宰相”（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
听到这个消息，最郁闷的当属一个人——颐和园里的慈禧。
老人家的鼻子只怕都会气歪。很明显，这一招就是专门针对她之前发的懿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这一招连皇上也会用啊。
然而慈禧并没有发作，虽然光绪的行为让她很不爽，虽然怀塔布被撤后，他的老婆也整天来颐和园哭哭啼啼，哭着喊着太后不能不管自己的亲戚和嫡系。但慈禧迟迟没有表态，也没有干涉光绪，变法毕竟是得到了她首肯的，按照我们之前的心理分析，她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为了朝廷，为了大清，为了自己，我且忍忍吧！
在慈禧十分郁闷和难受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他是康有为。皇帝命令一下，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里就响起一片大笑之声，老康笑得尤为开心。在康有为看来，“四人帮”不仅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可以是在他老康的掌控之中。
四个人当中，有两个跟康有为关系紧密。林旭是他的弟子，谭嗣同虽然没有拜过师，但他很崇拜康有为，自愿认作康门弟子（私淑弟子），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几乎算得上康有为的精神知己，对康有为交代的事情几乎都遵照办理。刘光第曾经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办的另外一个组织——强国会（保国会）的会员，算得上康有为的人。杨锐的情况复杂一点，他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经加入过保国会，对康师傅也很尊敬。
朝廷最有权势的四个人都把我当作“老师”，看来我康师傅真可以指点江山啊。
而兴奋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向他临近了。
朝中的明枪暗箭已经全部对准了康有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提出的设立什么“制度局”，光绪才如此冒进，用“四小军机”变相地成立了一个“制度局”。大伙儿对皇帝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反对的，但打击康有为是能够做到的，上次造谣没有让他离开北京，现在要拿出更厉害的一招。打击康师傅，也就是让皇上知难而退啊。
这一招就是：写奏折。
他们很快弄到了一个奏折，这篇奏折既不是谈赞成变法，也不是谈反对变法，目的只有一个：弹劾康师傅和弟子梁启超。而且罪名比较严重：谋反。
谋反是杀头大罪，搞不好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大罪，经常是被用来冤枉别人的，但这封奏折里说的，却是事实。
故事还得从上一年（1897年）说起，那时梁启超受聘于湖南一家新式学校——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而老梁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写下了一些批语：百姓们纳税，只要它（政府）为百姓们办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啊，但如果不为百姓办事，哪怕你的赋税很轻，人民也会怨恨的。
还有一条更厉害，梁启超以《扬州十日记》提到的当年清军入关后的屠城行为，直接指出“这是独夫民贼的做法”。
真是太反动了，如果说第一条是在骂朝廷，第二条就是连朝廷的祖宗都骂了。看来说图谋不轨一点都没冤枉他。那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能为皇上做事的这一天，所以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比较反动，以此来吸引粉丝，没想到却留下了把柄。
变法开始后，光绪的工作流程仍然是“事前请示和事后汇报”制度，重大的事情，需要先请慈禧的懿旨，而一般的事情也要事后汇报，汇报的方式就是将光绪批复过的奏折送往颐和园处。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看上去能够“单独”处理很多事情了，事实上只不过是慈禧对他的支持更多了，光绪请示和汇报的事情慈禧一般都会同意，变法中的很多“新政”就是在慈禧的同意下以光绪的名义发出来的。变法开始前，慈禧告诉光绪：只要你不烧祖宗的牌位，不改服饰不剪辫子，随你去变（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但对于这样既攻击制度、又攻击祖宗的大逆不道之言，慈禧和其他满族王爷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小子，我叫你变法，又不是叫你变天啊。
而对于光绪来说，这样的言论他也受不了。
之前光绪已经颁发过上谕：任何机构都不得阻挠上书。这封奏折无疑也是要被光绪看到的。一旦奏折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麻烦就大了，坐牢不用说，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康有为啊康有为，看来谁也救不了你了。
好吧，折子到了军机处，而军机处的折子，是“四人帮”先看。
所谓“看”，并不只是读读而已，还要写下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上参考。四个人看完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也很为难：如果把折子交给皇帝，康、梁二人只怕必死无疑，而如果私自扣下奏折，一旦查出来，也是死罪，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很好的办法。怎么办？
谭嗣同先写下意见：臣谭嗣同愿以性命担保康、梁的忠诚，如果奏折所言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您先杀了我。
然后刘光第也签了名：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请皇上先杀了我。
想了想，谭嗣同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