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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主任却说了：“公司的事，谁都不能说。尤其不要去对那个老会计说。这个人鬼得很，靠不住。”
“哦，哦。”我除开哦哦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会计主任又说：“我们并且还要叫你‘高升’一下，拈你一点过错，把你斥退了。然后你自己再去找裕民粮食公司谋事去。”
这个会计主任怎么说话颠颠倒倒的？刚才说不会叫我“高升”
开除我，怎么现在又说要拈我一点过错，把我斥退了呢？裕民公司明明给我送来了聘书，怎么又说要我自己去那个粮食公司谋事呢？
我迟疑地望着会计主任那变色的面孔，想从那上面读出气象来，看今天到底是天晴，还是刮风下雨。
“嘿，老弟，你怎么这么迁？这个过场是必定要走的呀。聘书都到你的手了，你还怕什么？”会计主任微笑着的面孔，显出今天天气转晴，我的面前是一片光明。
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表示心领神会了。
果然，过了几天，我在粮食局被“高升”出去，同时就在裕民粮食公司上任了。这个公司门面很小，人手更少，其实不过是一个皮包公司。什么叫“皮包公司”？就是把公司开在经理的皮包里，专门干些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事。业务很简单，粮食局通过政府征实征购，从老百姓那里刮来的粮食，都变成公司的本钱。用这么大的本钱投到粮食市场上去，就完全可以垄断和操纵市场了。涨跌吞吐，完全以赚钱作为杠杆。为了等粮食看涨，哪怕仓库的粮食堆成山，就是不卖。可怜那些升斗小民，在凄风苦雨中，顶着麻袋，半夜就在米店外排队，结果早上看到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米”的木牌挂出来。有的老太婆捶着门板痛哭：“你们硬是要饿死人呀？天理良心……”她还以为这世界上真有“良心”这么一个珍贵的东西哩。有之，就是那块冷酷无情地对她板着铁青面孔的“今日无米”的木牌。
有时候为了和市场上的小投机商和米行老板斗法，却要放手地卖，把价钱狠狠地压。起初那些投机商看到米价一跌就快收，但是越收越跌，搞不多久，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同时，他们资本有限，有的只是从县银行借的高利贷资本。搁久了不抛出去，别的不说，就是那要付的利钱也压得他们吃不消。一面市场上的米粮价继续疲软，一面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断升高，同时县银行又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就像套在那些投机米商的颈上的皮带，越勒越紧一样。我才知道，这个县银行本来也是局长开的，后台老板还是那位远在重庆的部长，县银行自然要努力配合老板“吃人家”的事业了。（这些“疲软”、“银根紧”等等名词，你们知道吧？这是市场的行话）这些投机米商吃不消了，只好忍痛低价吐出原来高价吃进去的粮食，这一下裕民粮食公司一口都吞光了。车转身就牌价高挂。就在这一吞一吐之间，支票就像雪片飞进我的保险柜里来了。简单地说，有些商号和米行就这样被公司吃掉了。公司就吃得愈来愈胖起来。
他每一次吃掉一家米行，会计主任就来找我去吃酒。在酒席上，他哈哈大笑的说：：龟儿子，又吃掉一个粑蛋！”他嚼着糖醋排骨的骨头，格扎格扎响，津津有味，就好像嚼的是那些升斗小民和小商贩们的骨头，至少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血腥的压榨，残酷的倾轧，原来就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这个裕民公司就这么搞了不到一年的“裕民”事业，赚了大钱，真叫官商一家，无本万利。我亲自经手给重庆的某私营银行兑去不少的钱。但是从外表上看，还是看不出什么来，裕民公司还是那么一个小门面，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既没有见到银钱钞票，也没有见到经营的实物粮食，就靠银行支票和提粮单飞来飞去。我们就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在支票和提货单之间玩来玩去，就看到“不尽黄金滚滚来”了。当然，我们公司办事的几个人也不过是几只提线木偶，表面上耳提面命的是那位会计主任，其实真正提线的是局长和那位远在重庆进行遥控的部长。他们是于官则有权有势，于商则有粮有钱，操纵着市场，干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买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脸盘发福，肚子胀圆。
我照说不过是一个升斗小民，被偶然的机会拉了进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时深夜扪心自想，却也有些感到可怕，在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早上一起来，又周旋于支票和据粮单之间，听到会计主任说：“良心！良心值几角钱一斤？”我也就心安理得，继续像过了河的卒子，拼命向前了。
我干了一年，我总以为我们的局长连同他后面的部长是所向无敌的。财神爷简直像是养在他们公馆里的阿猫阿狗，被他们喂家了的。却不知道黄雀之后还有弹弓在瞄着它们。而我也就几乎在这种残酷斗争的场合里把自己的老命报销了。
且说有一天，会计主任来找我，对我说：“这一年算是财神爷照顾我们，赚了不少钱，但是光掌握一些票子，还不是办法，粮食公司还得掌握大量实实在在的粮食在手里，才算脚踏实地，不怕风浪。”
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怎么办？”我问他。
他笑—笑——这位会计主任总是喜欢说到得意之处，那么皮笑肉不笑地皱一皱面皮，听不到他的笑声，只听到从他的牙齿缝里喷出来的嘘嘘的声音。听了像刺骨的寒风，从他的牙齿缝里吹到我的脸面上来。在他那笑声里面当然包含着聪明和智慧，可是更多的是包含着阴险和奸诈。今天他又那么笑一笑——假如那可以算是笑的话。我知道他又有“上上策”要拿出来了。他说：“怎么办？我们既不会种粮食，又不会印票子，更不会变戏法，叫粮食像从天上落雨一样落到我们的粮仓里来。”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粮食从哪里来？我正注意地听着，他却故意卖关子，不说下去了。我问：“到底粮食从哪里来？”
“只有在这里，才能出粮食。”他指一指他那半光的前额头。
“那里可以出粮食？”我有点不相信。
“打主意嘛。”他拍—拍他的脑袋。
我还是莫名其妙，问：“什么主意？”
他说：“这就又得靠发挥你的报销技术的创造性了。”
于是他在我的耳根叽叽咕咕说了一会儿，这真是古书上说的，叫我“顿开茅塞”，叫我也跟着他聪明起来了。我才明白，一个人只要被利欲熏了心，能够变得多么聪明，能够想得出多么高明的绝招儿。而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可以变出物质的粮食来。然而那又是多么凶狠、多么残酷呀！就这么一下，真像变戏法一样，公家的几千担粮食就上到我的账本上来了。
看你们惊奇地看着我的样子，你们大概想问我：“你也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绝招儿，说出来听听吧！”我是要向你们招供的，假如需要这么说的话，这是犯罪的事嘛。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两个字：海损。要我在“海损”上做文章。
什么叫“海损”？你们有的人大概知道，但是你们大多数人恐怕不知道。我们那个县靠大江，是粮食集散的码头，每年有好多万担粮食从水路运往陪都重庆去供军需民用。你们还不知道从那里去重庆的水路上有不少险滩，每年都要撞沉（我们叫“打劈”）许多只米船。好了，险滩伸出可爱的援助的手来了，只要“打劈”一两只大船，几千担大米就进了公司的仓库了。你们要说，不对，米都沉到滩底，去给龙王爷的虾兵蟹将提供军粮去了，哪里能到裕民公司的粮仓里去呢？这就证明你们的脑袋瓜子还没有被利欲熏透，从而变得聪明起来，所以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难道你不可以把粮食事先扣下，往船上装少量粮食袋在上面装样子，其余都是假粮食袋子吗？反正船已经沉了，粮食都倒进水里去了，谁还有本事去找龙王爷查对沉下去的粮食账目呢？报一个海损事故，公家蚀了几千担粮食就是了。
哦，张老，你在笑，不信服吧？还有，老黄，你是重庆人，大码头上的人，难道也不信？起初，我也不信服，船上有那么多划船的，还有当家掌舵的艄公，难道他们不怕死，硬把船往礁石上撞？但是实践了几回，我是信服的。那些划船的船夫的命算个求，反正全部或大半淹死了，命大能爬上岸的不过寥寥几个人。正好，可以叫他们证明，是船出了事故嘛，粮食都倒进水里去了嘛。但是那艄公呢？他自己愿意把船舵乱扳，鼓起眼睛叫船碰在礁石上吗？他有啥不愿意的？只要多给他几个钱就行了。不过这还是不大保险。最保险的办法是派到船上去的那个押运员，到了滩口，在后舱里，他出其不意，把舵猛力一扳，趁势把艄公打下水去，就像被舵打下去的一样。掌舵的淹死了，这就万无一失了。啊，你说太残忍了吧？
哪个做生意买卖的老财迷和专刮地皮的官僚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刮来的哪一张钞票上不是浸透了贫苦老百姓的血汗和眼泪？只要有大利，把他亲老子砍成八大块来当狗肉卖；把他的婆娘弄去陪别人睡觉，他在床边喊号子；叫他给人当龟儿子、龟孙子，都是肯干的。
明天就把他绑赴法场，砍脑壳示众，叫他嘴啃河沙，颈冒血花，灵魂不得升天，只能入地狱去上刀山，下油锅，永世不得超生，他也是不怕的。嘿，这些人，我算是看得多了。
总之，就凭这一招儿，我们这个裕民公司就算有了切实的本钱，好多仓粮食实实在在贴上裕民粮食公司的封条，属于公司所有了。会计主任的账上报销了海损，我的账上做得天衣无缝。
但是我们正在得意呢，却碰到了“硬火”。
有一回，我们发现粮食市场上有一些投机商人又在起哄抬价，抓粮食。会计主任毫不在乎，对我说：“哼，那不过是几只虾米，连小鱼都算不上。我肯信他几爷子能把大海搅浑了。送上门来的虾米，吃吧。”于是他还是用先吐后吞的办法来整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