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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头一热，将丫丫抱起来。奇怪的是此刻他也有了那种感觉：他在外面飘泊了许久，今天终于回到家，同亲人们团聚了。
一起吃了晚饭。之后母女俩送他去火车站。心境已经很平静了……
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也决定了：在部队留下来。既然总要有人当兵打仗，就留下来吧。他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决定与刚刚负担起来的责任之间又出现了深刻的矛盾。
“要一个人活下去是很容易的，”他感动地想，“一个本来很绝望的人，一旦有了妻子，女儿，有了一个家，他也就突然有了丫丫画中的一切，天空，白云，太阳，山峦，河流，树木，草地……于是他也就有了继续生活的愿望和勇气……”
回到部队，他把三营营长肖斌、副营长曹茂然、七连连长胡志高和其他几个要求转业的人找到自己房间里，摆出了酒、菜和烟，说：
“我已经决定留在部队了。我不准备去A团，如果要我当团长，就在C团干。我希望你们也留下来，不过咱们把话说清楚，留下来肯定还有可能去打仗。……我不勉强各位，愿意留的我们继续在一块儿干，执意要走的我也尊重你们的意见！”
曹茂然和三个排长还是决定走。肖斌、胡志高和其他人却留下来了，条件是必须在他的麾下干，无论他什么时候转业，他们也要跟着走。
他也为九连连长程明和指导员梁鹏飞做了安排，提议团党委报请师党委为他们各提了一职，让程明的老婆能从农村随军，梁鹏飞的爱人在厂里有了排队分房的资格。年底，他又安排他们转了业。
但是，当上级有关部门要他对九连三排长（战后已提升为副连长）上官峰的去留做出决定时，他却犹豫了。公母山战争后，上官峰成了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他当年就读的陆军学院又想起让他回校做军事理论研究的事儿来，通过军区干部部门向师里下了调令，要把英雄弄回去。部队方面不愿把自己的英雄放走，又不能不执行军区的指示，有人就出了个主意，让刘宗魁暗示上官峰，说自己死活不愿去陆军学院搞什么研究。只要长时间拖着不去报到，陆军学院那边的热乎劲儿过去了，英雄也就留下了。
刘宗魁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做。首先，他不赞成报纸上那样宣传上官峰，仿佛后者天生就是一个传奇式的、浑身是胆、一点也不怕死的人，那天深夜他率领另外五个人攻上634高地主峰，本是应该的和在意料之中的。以一个两次经历战争的老军人的眼光看待这种宣传，他不仅觉得它是不真实的，是对军人在战争中承受的沉重与苦难的无知或贬低，还对上官峰日后的军旅生涯十分不利；其次，尽管上官峰今天成了英雄，他仍旧忘不了战前那个深夜部队向黑风涧运动途中这个十七岁的大孩子留给他的印象，即这样一个人只配去读大学，啃书本，坐在实验室里探索原子的奥秘，而不是做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人。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634高地之战以后，他对上官峰的这种印象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被强化了。如果让他为上官峰做出选择，他宁愿让小伙子回陆军学院工作。但今天的他已不是过去的他，在这种决定人的命运的大问题上，他觉得应当让上官峰和肖斌、曹茂然们有同样的权利。那就是说，要由他自己决定。于是他对此事就做了最简单、也许还是最正确的处理：将军区调令的内容和部队不愿放他走的意思一同托人告诉参加英模报告团沿铁路进行巡回讲演的上官峰，让他自己为未来做出选择。
·71·
第四部
十一
深秋的一天中午，上官峰坐上火车，开始了返乡探亲的旅程。
从634高地之战到现在，四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许多事情。
634高地之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上官峰都没有从一种梦魇般的感觉中完全恢复过来。
“我们赢得了634高地战斗的胜利了吗？……是的，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攻上了主峰。……可是我们真地活着攻上了主峰吗？”每当想到这里，他就又犹豫了，觉得发生的事情难以理解了。可是他又不能不注意到，无论是他，还是登上634高地主峰的其他五个人，现在仍然活着，生活在灿烂的南国的阳光之下。“……我真能相信这件事吗？”“……不，”他微微地笑了，“我是不会相信它的。因为这很可笑。”
直到部队完全撤出公母山战场，这种梦魇般的感觉才渐渐消逝，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仍然活着的事实，却不愿承认自己和于得水等人是攻克634高地主峰的英雄。“……不，真正的英雄是刘有才、葛文义、李乐、秦二宝他们！没有他们的英勇战斗和牺牲，敌人的神经是不会崩溃的，我们六个人也无法登上高地主峰！”他大声地气忿地说，每次都让来采访他的人难堪。他是活下来了，但是内心中的真正痛苦才刚刚开始。
“是的，我活下来了。可刘有才、葛文义、李乐、秦二宝他们却永远地长眠在地下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天空、山川、森林和阳光了。”……我是他们的排长，是我带着他们上了战场，却把他们留到了那里。我对不起他们。……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求复员或者转业，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排长！”
但在提出转业或复员申请之前，他还要先为那些死去的人做些事情。上官峰先在烈士陵园搜集起来的烈士遗书里找到了刘有才的一封，然后主动请求送刘有才的母亲还乡，为实现烈士的遗愿，带着这封遗书走进了川西那座偏僻的小县城的民政局，结果不但受到了局领导的认真接待，还惊动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刘有才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县里专门为烈士举行了盛大追悼会，又请上官峰做了关于刘有才和634高地之战的专题报告，引起了巨大轰动，上官峰也第一次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和接待；回到部队，他第二次主动向连里请求，代表部队去慰问三排其他牺牲者的家属，历时一个半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本想以这种方式为烈士们尽战友的最后一份心愿，却在各地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时他的名字已传遍了全国。尽管他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英雄，但在这些盛大的欢迎仪式上，他的内心还是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
“这么多远离战场的陌生人，为什么会给予我那么大的尊敬和欢迎呢？……当我向他们讲述公母山战争、讲述634高地战斗时，他们眼里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水泥？……所有这一切肯定是有道理的。道理就是我们所做的、被他们视为英雄行为的事情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歌颂和敬仰的。……过去我不认为自己是英雄，那是由于我仅仅在战场的背景下评价自己的行为，认为它们并没有多少可歌可泣之处，但若将它置于后方广大同龄人的日常行为中去考察，无疑就成了英雄行为。今天的英雄不是在战争中被定义的，而是在和平中被定义的。……”想到这里，他已经激动了，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给他留下那么多痛苦回忆的634高地之役，竟成了他17岁的生命中最辉煌、最有价值、最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
再回到连队时他的内心已比较平静了，走下战场时那仿佛被人扼住喉咙似的痛苦变淡了。由于他们在634高地的战斗和牺牲终于与某种贯通于民族历史的庄严崇高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恍恍惚惚的，他觉得刘有才、葛文义他们在南疆的烈士陵园里可以闭眼了。
然后他向连里提出了转业申请。战后九连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程明梁鹏飞调任新职；从八连和五连来了新任连长和指导员；他已被任命为副连长，七连的一个班长当了三排长；连队评功评奖已基本结束，于得水等和他最后攻上634高地主峰的五人全部保送陆军学院深造；连里和团里为他报了一等功，目前军区还没有批下来。新任连长指导员对他很尊重，一见他的转业报告，竟有些不知所措：
“副连长，你是不是嫌你的功评低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军区所以迟迟没批你的一等功，是想向军委为你请报特等功和荣誉称号！……你看看这些天的报纸，就是你真想走，谁敢批你转业？！”
上官峰看了报上关于他和634高地之战的许多文章，连他自己也觉得现在想转业是很荒唐的事情。一个新的宣传高潮正在到来，没过几天，军里就受命组织一个英模事迹巡回报告团，团员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
与此次活动中受到的欢迎和尊敬相比，过去两个多月间作为部队代表在烈士家乡受到的欢迎已不足挂齿。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无论走到哪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都是锣鼓喧天、万人空巷的欢迎场面，规模盛大、出席的首长级别很高的报告会。还有豪华的宾馆供住宿，名胜古迹供参观，有专为他们举办的文艺晚会供娱乐，长期置身于这种铺天盖地的欢迎浪潮中，上官峰渐渐觉得，他不再是作为一名战斗英雄受到尊敬，而是代表所有的参战军人——不，是军人这个职业——在接受全国人民的尊敬与景仰。
“……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都不会也不应当受到这种倾城倾国的欢迎，人们为之感动和尊敬的只能是军人这个整体。……军人这种古老的职业同任何别的职业都不同，人们对它的敬意不仅来自军人们建树的功勋，更来自他们对军人要遭遇的苦难和牺牲的同情与理解。正是在这种同情与理解的基础上，军人职业才变得崇高、庄严、令人敬仰。……”
再后来他对接受各地的欢迎就比较自然了，一旦某处热情程度稍差一点，还会敏锐地生出一点不愉快的感觉。事实上随着时光推移，战后这又一次的宣传高潮正低落下来，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出现了新的新闻与宣传热点。考虑到这种情况，军区首长决定提前结束报告团的活动，让他们做完最后一场报告就回去。
这最后一场报告是在某大型矿山的礼堂里做的。正是在这场报告之后，上官峰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