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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出狱之后，我在安徽还呆了六年，直到四人帮倒台，直到1978年，我被彻底平反，调回北京。刚出狱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花一块钱在路边买了一袋饼干，刚吃了几块，牙花子，腮帮子，全硌出了血。我不敢吃了，由于长期挨饿，我已经失去了咀嚼能力，胃壁也很薄，不少犯人一出来就猛吃几顿，结果把胃撑破了，就死了。头几天我只喝米汤，等体力壮一点才开始进食，慢慢恢复正常。我的头发就像旱地的荒草，稀稀拉拉，又细又黄，老师傅用推子给我推头，推下来的头发轻得像柳絮，半天也落不了地。我一进厂里，大家以为白日见着了鬼，看见我就吓得脸煞白，特别是那些毒打过我的造反派，见着我更绕着走。厂里的风气真是变了，大家对文革的那一套运动都反感极了，厂里的工人都同情我了，还补发了工资。坐了四年牢，补发给我的工资是八百五十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候谁家能存上一百块钱，就高兴得睡不着觉。出狱后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真是高兴啊，我也能坐公共汽车了。能看到车上那么多人，还有路边的那么多人。能看到卖冰棍的老太婆，卖布匹的售货员，跟着母亲蹦蹦跳跳的孩子，还有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车后座还有个标致的姑娘。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姑娘，有梳着辫子的，有扎着蝴蝶结的，有梳着刘海的，有穿裙子的，有穿凉鞋的……我真是幸福死了，又可以看到这么多姑娘了，可以画多少画呀！我又可以画画了！”
“您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
“是的，新生。我又回到了人间，再次见到了人的世界，这年我整整五十岁了。可我的画呢？以前画的都已经烧光了，我的身体又这么差，我一定要抓紧画呀，我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我要与自己的生命赛跑，要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尽量多留下点什么，不然太对不起这大半生的勤学苦练了。那时根本没想到还能活八十多，只觉得能活到六十就不错了，总感觉没几年活头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我要画！我要画！可我啥都没有，连画画的起码材料都没有。虽说有补发的工资，可女儿这些年的抚养费，在坐牢的时候都没有给，这下一补，补了三四百。两个人要维持生活，用来买绘画材料的钱就很少了。有了钱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在整个淮南市，当时都很难买到油画颜料和画布、画板，只买到了水彩颜料。画国画吧，宣纸实在太贵了，根本买不起，只买了四支毛笔和一些炭笔，在普通白纸上开始了创作。”
“是画水彩和素描吗？”
“水彩和素描都画，我又试验在普通白纸上画出宣纸的效果。在白纸上用底纹笔先刷上一层水，趁水没干就赶紧画，这样墨色就可以借着水势在纸上渗透，也同样能造成宣纸上那样的晕染效果。但刷水和作画的火候，特别不好掌握，刷水多了，颜色就混成一片，成了‘墨猪’，刷水少了，又达不到宣纸所产生的效果。但我不怕失败，作画就是在千百次失败后达到成功，我一直画了七八千幅，终于能画得像个样子了。可最大的问题是，我还不敢画人体，也没有模特。好在工厂里有几个女工对我友好，答应做我的模特，但只能画着衣的。”
“是那个小李吗？”
“你怎么知道？”
“令爱以前与我聊天的时候讲过。”
“对，是她，还有一个小崔，两个女工。回到厂里后，我被分配到车间里和一个班组的姑娘们一起给茶壶、瓷碗贴纸花，小李和小崔就是那个班组的。她们两个很佩服我的艺术才华，希望我能有尽量多的时间躲在家里画画，就每天早上提早上班，把我一天要贴的纸花早早就干完了，车间主任来检查的时候，见我不在，她们就帮我打马虎眼，说我上厕所去了。她们俩见我有时候愁眉苦脸，问怎么回事，我说，苦于没模特。她们俩就说，我们俩给你当模特。她们其实不知道我所说的模特是要脱光衣服的，但即使是着衣的模特，对我来说也很难得，我就把她俩一起领到家里来，画她们。看了我的画，她俩都惊呆了，说我画得太好了。以后她们家里逢到包饺子，还要给我带一碗。开始两人总是同去同来，到后来也敢单独来了，再后来，小李没事就往我家跑，小崔摸到了一个规律，就是只要发现小李不在，就往我家来找，一找准能找到小李。”
“她是不是喜欢上您了？”
“有那么点意思吧。但我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子，而且还顶着反革命特务嫌疑的帽子，她才二十出头，又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她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人体模特，曾对我说过，我要是结婚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在家里拿老婆当模特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我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有可能，我也不会同意，因为我来日无多，要把一切都奉献给艺术，没有时间再考虑个人问题了。没有人体模特就没有吧，即使有，那个年代画出人体画来也只能藏在家里，根本不敢给人看，更不要说发表，我又何必去较真呢？能够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人物画，即使是着衣的，我也很满足了。即使是着衣的人物画，我也根本不可能发表。那时候，人物画全是一个模子，先勾小稿，再对着模特拍照，然后真人不要，把照片画出来，再一个一个往画上搬，你说这样画出来的还能叫画吗？可当时就是那个风气，政治决定一切，一切创作方法都要跟政治挂钩。别说人物画，连画几条鱼，也要写上‘力争上游’，画梅花呢，千万不能疏影横斜，一定要枝枝朝上，否则就是‘倒霉’，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挨批斗。我画好了画，也只能藏起来，盼着有一天它们能见天日，盼着自己能活到那一天。我和小李就像父女，亲密无间，但规规矩矩。厂里有些人看出我们走得太近，但因为她是市里大官的女儿，始终不敢干涉。应该说，她不仅是我的模特，同时也是我的保护神，虽然她才二十出头。”
“您那时候觉得有盼头吗？”
“觉得有。我们厂里有一个造反派头子，还专门请我到他家里去作画。起先我还以为他要整我，进家门一看，桌子上摆着上好的宣纸和湖笔，又惊又喜。多少年没见过宣纸了，也没见过湖笔了，能不高兴吗？他对我说，是请我来画画的。我太兴奋了，提起笔来就画，画了一个上班路上的车间女工。脑子里的模特居然是大洋马，给她穿上工人的衣服就是了。画完一幅他就收起来一幅，我可真是过了瘾了，硬是画了一上午都不觉得累。我那时候有胃病，还有非常严重的痔疮，老要到他家院子里上厕所，拉出的屎很臭，在屋子里都能闻见。她老婆埋怨他，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妇道人家懂什么？将来他画的这些画，一张少说也要值一百块。他老婆还不信，一百块钱那时候可是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呢。”
“后来这些画流入了市场没有？”
“流入了。但这家伙可能没发大财，因为他卖得太早了，可能真是一张一百块卖的，我最早在1982年就看到了不少幅，都是在他家画的。前年有一幅《不爱红装爱武装》，还被送来让我鉴定。我一看，就是在他家画的，真是哭笑不得。是真迹呀！可它比伪作更让我难受。我让小葭不惜代价把它买回来毁掉，可小葭还是说价被抬得太高，没舍得买，唉！”
“可这个造反派很有远见啊，知道您的画有一天会值钱。”
“是啊，他也算是我那时候的一个知音。那天回家我非常高兴，既然造反派头子都觉得要变天，变天的日子看来是不远了。我这个反革命，又有变天的盼头了。那时候风气真是大变了，厂里的工人们对政治运动很反感，造反派的气势也没了，工人们敢跟他们对抗了。有一次开批斗会，一个女造反派说，金卓如这个玩弄劳动妇女的大流氓，是喝劳动妇女的鲜血长大的。话音未落，一个青年男工人站起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是喝男干部的（尸从song）长大的。她气得要死，但也没办法，因为谁都知道她就是靠跟男造反派干部乱搞两性关系上台的。他们拿工人没办法，但还敢欺负我，跑到我家里一通打砸抢，把我的画毁了不少，幸亏我藏了一部分，否则几年心血又毁于一旦。我后来对那个仗义执言的工人说，以后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吧，你别为我打抱不平了，你这一骂，她拿你没办法，我可遭殃了。那个工人也只有苦笑……就是这些事吧，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更有盼头了，觉得自己的问题迟早能搞清楚，共产党不会冤枉我一辈子。果然，1978年，我就平反昭雪了，而且顺利地调回了北京。”
077
“回北京的时候，您没想过把江葭的妈妈也一起调回去吗？”
“想过。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我提出来，组织上也不会同意。她就一直留在了安徽，我在监狱里同她签字离婚，是见到的最后一面，我出狱后她一直躲着我，我也没必要特意去见她，连小葭的抚养费，都是组织上转交给她的。她的一生是被我毁了，我有愧于她。我这一生遇到过几个女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都是我害的。所以回北京后，我下决心再也不结婚了。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也有姑娘主动追求我，我都拒绝了，直到今天。我把自己的后半生非常单纯地献给了艺术，献给了人体美，过得很充实。我五十岁之前耽误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回到北京，回到美院，我的人体艺术终于可以重新起飞了。但最初的振翅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好久没有飞翔，真是忘了该怎么飞了。最初那几年，我还不如二十几岁在巴黎的时候画得好。那几年最缺乏的也还是模特。”
“回到美院了，怎么还会缺模特呢？”
“文革是结束了，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思想禁锢，并没有结束。美院百废待兴，师资没有，教具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