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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刚又戴了地主帽子,人们心中都不痛快,也就没有了相见时那种愉快热情,只是礼节性地见个面,说话不多很快就散了。
人们走后,白刚说:“你也累了一天了,咱也早点儿睡觉吧!”吴玉萍小声地凑到白刚耳旁说:“怎么睡?就在这儿?”她觉得婆婆还在这里,久别的夫妻怎么在一条炕上睡呢!这回是白刚感到奇怪了:“不在这儿在哪儿?”吴玉萍小声说:“你就不能借间屋?”白刚说:“借间屋?二哥一家大闺女、大小子三男两女加上他们两口七口人只有一间厢房,还是借的。大哥家的大侄子也是七口人一条小炕。就是有的人家有闲房也是破烂破户,整年不烧火,大冬天能住?再说你回来几天,还要搬出去,人家也笑话。……”
没等白刚说完,吴玉萍便打断了他的话:“算了,别说了,我说了一句,倒引出你这么多话来。”她不满意白刚说的怕人家笑话这句话,两口子睡觉不愿意有另外的人在一起,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可是婆婆就在旁边,她不愿意多说了,虽然两人声音都很小,仍然怕婆婆听见。她觉得两人长时间不见面,见面了连自由说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亲热亲热了,这多别扭,你还说怕人笑话。她心里老大不高兴,连话也懒得说了。
老太太早把自己被窝铺好了。她吃完晚饭就把被褥铺好,坐在被子上捂着,不让炕上的那点热气儿跑掉,免得钻被窝时太凉。见儿子媳妇还老在那儿嘀嘀咕咕地说话,她也听不清,便说:“累了一天了,你们也早点儿歇着吧!”说着便径自脱衣服躺下了。白刚说:“妈!你睡吧!我们也睡。”他把两个被窝铺好,便一边急着解扣子脱衣服,一边对吴玉萍说:“快脱衣服咱也睡吧!”
吴玉萍坐在被窝上,一声不响,却怎么也不肯脱衣服。她觉得当婆婆的面就脱衣服和丈夫钻被窝,这才让人笑话呢!白刚几次抻她的衣服,让她快脱,她都把他的手推开,仍兀自默默坐着,她怎么也难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白刚没办法,自己脱光钻了被窝,也吹灭了放在炕前木凳上的油灯,又去拉她她这才不情愿地脱衣服钻进了自己的被窝儿。
吴玉萍躺下以后,他就要掀她的被子钻进去,她却紧紧捂住被子不让他钻进来。她知道婆婆还没有睡着,就是睡着了,也没有睡沉,老年人觉轻,刚睡着一有动静就会醒的。她虽然理解白刚的心情,却不愿意在老人面前过夫妻生活。但白刚却要抓住眼前这难得的机会,坚决入侵,她也就没有办法了。
吴玉萍虽然在城市里长大,因为参加工作后常常下乡,出入农家,知道农村的习俗,早晨,儿媳妇应该在婆婆起身前起来。所以天蒙蒙亮她就悄悄起来,摸索着穿好衣服,下炕端起尿盆儿去前院猪圈里倒尿。然后就烧火先温点水供全家洗脸。白刚起来后两人又一起做饭。
这些事她本来可以不必去管,她是干部,到了农村家中,她就成了金枝玉叶。婆婆起来了,她也可以躺着,别人不会说什么,况且还有借口,昨天一天她太累了。倒尿盆、做饭这类事,也完全可以依靠白刚,她头一次回家,新来乍到,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可是她这人向来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别人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尤其是对白刚,她觉得他现在精神上生活上实在是太苦了,所以她想尽可能给他减少一点忧愁和负担,多给他一些帮助和安慰。她知道自己能做到的也有限,也只有能做到多少是多少了。
早饭后,白刚本来想请天假,陪陪妻子也帮妻子做做饭。吴玉萍不同意,她想昨天刚给白刚戴了地主帽子,支部书记既然在省、县领导面前说了大话,也许真要来个小高潮,各地学大寨经验,都是以大批促大干,总要抓批斗对象,今天不出工不正赶在点子上,让人家抓个典型批一顿那就糟了,她的意见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早一点。她嘱咐说:“以后自己更得处处小心,可别再惹祸了。”没等妻子说完,白刚便顶了回去:“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我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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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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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郎仁池根本不知道你在场,你要不接茬儿,他能给你戴上地主帽子?”吴玉萍觉得不能再由着他的性子干了,不然他还会惹祸。白刚越说越生气了:“你说得倒好!他当着我的面污辱我、造谣诬陷,我不说话不等于默认了吗?能不说话吗?”吴玉萍也有些生气了:“可是你说了顶啥用?只是闹了一个地主帽子!”白刚发火了:“那是那些小子们胡作非为,违反政策,我要告他们!”
吴玉萍一听说他还要告状,不禁大惊失色:“唉呀!你怎么还犯糊涂啊!现在还谈违反政策,你上哪儿告去呀!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一些副总理,被打断了骨头,关了起来不给吃饱,这都符合政策?他们都没处说理去,咱这小人物,还想告状?”他见白刚还要争论,便说,“好了,我也不和你争了,你赶紧出工吧!小心点,可别再出事了。我可真受不了啦!”
白刚看看妻子忧愁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的精神压力够大了,他不能再给她增加负担。他停止了与妻子的争论,可是刚才冲口而出的告状的想法,心中却更加坚定了。他知道他这样的人,告一个省里高级领导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惹祸,而不会讨回什么公道,但为了给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添点腻味,添点堵儿,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世界也并非完全太平,别那么得意,别笑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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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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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要走了,她放心不下白刚这个犟脾气,别看平时不爱说话,他是越到节骨眼儿上越拢不住火儿,不管不顾。她最担心的就是为了地主帽子要告状的事儿。按说这事儿也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人家现在已升为省里领导,新县委书记又是他的小兄弟,一个右派告省、县两级领导这不是惹祸吗?吴玉萍说:“戴地主帽子的事儿我看别告了。”白刚气愤地说:“不行!他们纯粹是胡来。”吴玉萍说:“现在还不是当权的说了算?什么叫胡来,你看那些高级干部怎么样?说你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白刚说:“那些帽子没个政策界限,划地主有明确政策规定,还没有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的。”吴玉萍忧心忡忡一直好言相劝,白刚却是宁可惹祸也得弄个明白,要看看人们现在都胡涂到什么程度。气得吴玉萍哭了起来。
看妻子哭了白刚非常难过。想到妻子的痛苦,他真想不去告状了。他也知道这事凶多吉少,自己豁出去了还要给妻子、孩子想想啊!可是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又偏偏挤对他。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事未了,又遇见了一件倒霉的事。白刚二哥一家七口住着一间厢房,大小子、二小子经常是各处打游击睡觉,剩下五口人就挤在一铺小炕上。可是这一间屋也不是他们的,而是一户常年在外人家的空房。现在这家来信说房子他们不要了交给大队处理,大队正愁没钱花,要拆了这间房卖砖和木料。大队让二哥一家和老太太住到一起,让白刚住大哥家一间盛破烂家具的一间小房。这样白刚不仅没人做饭,老太太吃饭还要上轮,哥仨一家十天。
白刚戴帽以后,不仅按规定出义务工多了,而且中午和晚上还经常加班出临时义务工。有时中午收工刚到家,大喇叭噗噗两声,便马上喊叫:五类分子听着,你们赶快到大队把墙上标语刷干净,下午上工要写新标语。五类分子听着:中午你们马上把大道沟的道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垫平。垫不平一人罚你们多出三个义务工。白刚一听见这类的呼唤,便气不打一处来,你让我白出工干这些活也行,为什么非得吃饭时间让干活?这不是成心折腾人耍戏人吗?因为吃不上中午饭了,当母亲轮到他这里时,只能把早晨做出的冷粥放在锅里让母亲自己热一热,他就匆匆忙忙吃上几口僵硬的冷秫米粥咬两口咸菜喝上半飘冷水就走了。
他并不怕艰苦。傅作义的骑兵曾经追踪着他们整天在大山里盘旋,也是吃不上喝不上。在国民党监狱里发霉的玉米面饼子一顿也只有一个,再给半碗清水菜汤,饿得头晕眼花。他不仅没有感到悲痛,而且感到自豪。那种艰苦有代价,充满了希望,而现在这是为什么?这种痛苦毫无代价,只是给人一种莫明的屈辱,是在摧残人的尊严。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不顾妻子临走时的恳切劝告,决心去公安局告状。
他知道五类分子为翻案去公安局告状意味着什么,会有多大危险。那时中国政治中最大的禁忌,就是阶级敌人闹翻案,这是极大的一项罪名。但是再大的罪名他也无所顾忌了。总想当初参加革命时杀头尚且不怕,现在总不至于到杀头的地步吧?他就抱着这种心情去闯了公安局大院。
他借口去赶集,偷偷跑到县里去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晴朗天气,已经冷了,可是还没到生火取暖的时候。屋里阴冷阴冷的,外边娇艳的阳光却是暖洋洋的,令人心醉。这正是农村老头儿们蹲墙根儿晒太阳的季节,没想到公安局的大院里,人们也都在外面晒太阳。不知是正赶上他们工间休息,还是因为他们没多少事干,反正是有些人正在无所事事地聊天,有些人正在懒洋洋地看报。
白刚看到这种景象,在门口曾犹豫了一下:是通过传达室,还是直接往里闯?如果到传达室登记,一问你成分,传达室就可能挡了。可是自己这个身份硬闯公安局,问题就大了,传达室就是管传达的,和他说说好话也许会给传达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规规矩矩地去登记。登记时他如实说明来意,没想到传达室老头儿把头一仰,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恶狠狠地训斥说:“你这不是地主分子翻案吗?翻案?休想,你给我滚!”白刚说:“我是到公安局来申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