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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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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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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办，有不少领导人参加，但没有领导报告，只有几个主讲人讲几个专题，讨论时以几个主讲人为中心划分小组，与会人员去哪个小组讨论由自己选择。结果来白刚这个小组的人最多，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休息时许多人还围住白刚和他探讨问题。
有一个很慈祥的胖老头儿，挤到了里边，坐在了白刚的对面，看起来要郑重其事地谈什么问题，别人对他看来还特别尊敬，都主动地停止了谈论。胖老头儿说：“你的论文很有说服力，不过由于发言时间限制，论文中有些问题你没展开讲，你讲得很生动的材料论文中也没有，看来你掌握了很多资料，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谈不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白刚说，“资料倒是多得很，这两年我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课题。”胖老头儿说：“就以你的论文为基础，写本书吧！”
白刚以为这老头儿是个热心人，只是随便说说，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现在只想抓紧时间多研究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想写书。”老头儿说：“哎？写书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说了，这个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可是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了解很少，认识上也有许多分歧，这样的书人们正急需，你论文的大框架不变，只是补充你讲的那些生动材料和具体事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嘛！”
白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写书谁给我出啊！”
“我给你出！”老头儿的语气很爽快很果断。白刚一下愣了，他是谁，说话口气这么大？便说：“您是哪一位？哪个单位啊！”没等老头儿说话，周围的人便乱介绍开了：“你连这位都不认识？”人们觉得你是怎么回事？在农业战线搞研究工作，怎么不认识他呢？从大家介绍中白刚不仅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了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农业出版社的总编辑。看来人们都和他打过交道，对他很熟悉。
白刚想不到他的论文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连全国性大出版社领导都主动给他出书。不过在众人面前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十分尴尬，便抱歉地对老头儿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
“认识不认识没什么。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啊！”白刚说：“好！我尽量抽时间写。”老头儿抱有很大期望：“不是尽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点。”
因为参加会议的除国家有关单位领导人以外，多是全国性研究机关、大学的专家、教授，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从此白刚成了忙人。各地总有人找他参加考察，找他开会写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里十二点以前很少睡觉，总是在办公室忙碌。这时所里办公住宿条件也改善了，宿舍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里，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后他才从办公室回来悄悄入睡。在全国性的经济杂志上经常有他的文章，还与人合作，出版了百万字的农业经济论著。
所里许多人对他印象也变了，二年多以前他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说这样的人进中科院，连我们都跟着丢人。这时也都觉得这人还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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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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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落实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十多岁，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农业如何现代化，农业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全国都在争论不休。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所对这些问题持什么态度？怎样工作，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分歧。又加是新建单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有各的主张，意见很难统一。
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在领导班子里，长期的意见分歧也会影响班子的团结。所以矛盾重重，问题很多，工作很难开展。即便如此，这个研究所和别的机关单位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是新建单位，班子虽然老化，但是还都积极工作，想干一番事业。也没有“文革”遗留下来的几派的矛盾对立，勾心斗角。
当时好多机关单位内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办事拖拉，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比这里要严重得多。一些省委领导班子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副书记，光书记这一层就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常委，常委开个会，就有几十人。
这里面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结合上来的年轻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对立派别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参加过批斗别人的老干部，也有被打倒受批斗多年又恢复工作的老领导。“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别纠纷，又加传统思想与改革思想的冲突碰撞，新老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不仅是面和心不和，而是有时开会就拍桌子吵架，公开对立，阵线分明。不少地、市、厅、局也是这样。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许多人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不讲效率等这种种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要求精简机构。说这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
明确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
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以后，所领导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来，更影响了积极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据中央机构改革要求作了具体部署，开始物色新班子人选。
人们看清了这种形势，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紧张活动了起来。所领导各自在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想进领导班子的人也在靠拢自己亲近的领导，以寻求支持。中科院这个研究所和一般党政机关不同，那时党政机关中处级以上干部大学生没有几个，符合干部“四化”（其中重要一项是必须大学文化）条件的很少，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还有中高级职称，许多人都符合“四化”条件中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硬指标。由于是新建所，许多人都属于中青年范围，符合年轻化的条件。有人由于职务的重要，和所领导接触频繁，感情融洽。有人善于交际，和许多人都是自来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有有心人整天围着领导转，以寻求支持。
白刚很长时间只是个相当副处级，研究室负责人。因为研究室人少，按规定不应设两个室主任。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明确为研究室副主任。所里光处级干部就有几十人，他不善交际，和所领导没什么接触，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所以他对所里即将来临的人事大变动，很不敏感，也不愿操心，更没想过自己会卷入这个漩涡。
他觉得自己没这个条件，更确切地说是没这个兴趣。二十多年的冤枉磨难，他虽然还有些怨气，但总算过去了。使他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