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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接待人员，一个小桌两个椅子。这样的小房间有十多个，同时可以接待十几个人谈话。白刚被领到一间小屋以后，不仅递上了登记表，还拿出了厚厚的一份申诉材料，简单地谈了一下情况以后，便把申诉材料递过去，说我的情况都在这里。
接待人员简单翻了翻材料说：“你到原单位去了吗？”白刚说：“去了，不接待。”接待人员说：“他们说什么？”白刚说：“根本不让进门，说我和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让我找省委，也根本不接待，连登记表也不让填。”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你寄给中组部的材料我都见了，情况我知道，我们研究让省里复查，把意见已经转给省里了。”接待有些为难地说，“这样吧！你也别跑了，我们再给省委组织部打个招呼，过些日子再去找找他们，总得给他们一个办理的时间啊！”
听说自己的申诉信他们看了，而且批到了省里，还说再给省里打招呼解决，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想都没敢想这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里没有官腔，没有扯皮，没有敷衍，显示了一片真诚。人们都说灵境胡同明镜高悬，真是名不虚传。
他回家以后高高兴兴和吴玉萍一说解决了，中组部说让省里复查。吴玉萍却没有他那么高兴：“看把你乐的，解决？还不知道有啥变化呢？”二十多年的磨难使她丧失了信心，使她很难相信好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终究也觉得有了一线光明。尤其是听到叶珠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时，她更受感动，觉得形势确实是有了变化。
过了一个时期白刚直接去找省委组织部，组织部接待的人仍是说不接待。对方冷冷地说：“中组部来信？我们不知道。他们说该解决让他们解决去，我们不管。”白刚一看这态度二话没说又去了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接待人员听了白刚说的情况以后连连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白刚。白刚又能说什么呢！他比接待的人更不理解：“为什么中组部说了话，省委组织部竟敢硬抗呢？”
沉默，令人心急火燎的沉默。接待人员突然精神一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组部的便笺说：“这样吧，他们不是说两封信没见到吗，这回我给你写封信，你带去交给他们，看他们还怎么说。”写完信又出去盖了章，回来便交给了白刚，好像很有信心地说：“这回可能没啥问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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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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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知道中组部写信给上访人带去这是十分少见的。他不顾对方是否愿意，便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热情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一再表示感谢，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找省委组织部。
接待的仍是那位漂亮的女同志，白刚进屋时她正在用一条雪白毛巾擦手，擦完手把毛巾往盆架上一扔，看也不看白刚：“你怎么又来了？”白刚说：“我带来中组部一封信，给省委组织部的。”白刚向她走近一步，想递给她。她连忙后退两步，把双手躲在了背后，好像是害怕这信脏了她的双手：“你说吧？是不是还是你的事儿？”
“中组部说我的问题请省里帮助解决。”她把眉毛一挑，不仅不接信，反而转身走开了：“哎？我不是告诉你了，他们说解决？让他们去解决！”
“按规定我的问题应该由省里解决呀！”女同志说：“那就用不着他们说话了。”
白刚好生奇怪，年轻轻的一个同志，说话口气怎么这么大？连中组部也不放在眼里。便说：“中组部说了，省委组织部不听还听谁的？”那女同志果断地说：“我们听省委的，你告诉他们，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看看再说也是白费口舌，便又立即回北京去找中组部。他满脸沮丧，把信往接待人员面前一放。接待人员奇怪地看了看他：“你还没去？”白刚说：“我已经回来了，他们不接信，还说只听省委的，右派问题不解决。”接待人员沉默了，轻轻地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这回完全是自言自语。又等了一会儿，接待员才说：“你生活很困难，不好让你老跑了，你在北京呆一段时间，我和领导商量一下，直接和省里联系，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实在没地方住，我给你开一封信到上访接待站吧！”
对中组部的接待，白刚充满了感激之情，几乎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虽然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白刚颇感意外，但是中组部接待的真诚、热情，却使他感到亲如一家！
他听说不久前人们对中组部没有一点好印象，该办的事顶着不办，对被冤枉多年的老同志冷若冰霜，想不到组织部只换了一个胡耀邦，变化竟然这么大，从政策到态度到作风全变了。省里僵化死硬的态度，曾使白刚心灰意冷，看到中组部的态度，他又增加了信心。
白刚在接待站住了几天听到了许多奇闻怪事。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够惨的了，已经是莫大的冤枉，莫大的不幸。看到了许多人更悲惨的遭遇，听到了许多更加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后，他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冤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人无中生有地制造组织集团，篡党夺权等等的罪状太离奇了，谁想到还有那么多案件更离奇，更荒唐。
不久中组部告诉白刚，他的问题和省里联系好了，让他回去等待解决问题。说也许你要等待一个时期，但一定会解决的。白刚喜出望外，眼前一片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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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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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下半年，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社论，催促加快解决右派改正问题。1979年初这类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文章说，划错多少就改正多少，绝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对那些受冤枉二十多年的同志，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现在离春节不远了，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就不要拖到节后，让那些背着沉重包袱多年的同志，愉快地过个春节吧！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令人兴奋的话呀！听了都让人高兴。可是白刚听了这些话只是增加了他躁动不安，本省不仅按兵不动，甚至连点进展的消息也没有。1978年，他等待。1979年初，全国许多右派已经改正，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机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他仍然等待。这期间他几次给原机关打电话都问不出一点情况，最好的情况是说正在复查，你等着吧！看到报纸上说得那么果断，春节前没解决，春节后该解决了，他又打电话，问是否能解决。
奇怪的是接电话的人竟什么话也不说，不管你说多少你问什么，他只是嗯嗯地应付，打十分钟的电话，对方只有一个字：嗯。对方是在故意折磨他，你有钱打长途？好！你打吧！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着你，看你有多少钱？白刚十分气愤也十分奇怪，这种人对中央政策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对受冤枉多年的同志不仅没有一点同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狠毒心肠。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撂了，决定再去中组部告状。
白刚正要出发去北京，原单位突然来了两个人，找他谈落实政策问题。白刚见到来人非常高兴，便开门，让二位到屋里坐。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住的还是地震棚，来人一看这房子这么低矮窄小，进门还得低头猫腰，便说：“时间不长，就在院里说吧！”来人便在北风怒吼中对他们两口子简单宣布：“你们的问题已于1979年1月9日经领导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恢复党籍。你们应该感谢领导对你们的关怀……”
什么？原来是春节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离现在已经两个月了，白刚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了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工作忙，没有工夫。腾不出时间来通知你们！”白刚说：“春节后我打电话询问过，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来人说：“是吗？我们不知道啊！”白刚说：“接电话的××，也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呀！”
“那可能是他一时很忙顾不上说吧？”白刚大声地抗议说：“不！我和他通话十几分钟，问他什么他都是嗯嗯地应付，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哪里是忙？纯粹是故意折磨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冤枉二十多年的人呢？”
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白刚一想是啊！关键在领导，这些具体办事的哪能做主啊！便又提出了他们的工作问题。来人好像有些惊奇：“工作？还要什么工作？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工作吗？”
是的，此前县里按中央精神给摘帽右派安排过工作。白刚分在县文化馆。白刚听了来人的话更是惊奇，心里说你们领导还没睡醒吧？建国以前我就是科长，就是二十多年没提级，工资级别比现在的县长还高，平反了还让我在县文化馆吗？白刚虽然生气，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指了指身后的小平房：“你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改正以后还让我们在这里吗？中央文件不是说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吗？”
“你们的档案已交到县里，原单位和你们就没有关系了。领导决定，你们这类人不准回城市，只能就地安排。”来人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眼里好像“你们这类人”虽然平反了，仍然是“等外干部”，哪有什么权利提什么要求。
白刚听到这句话十分寒心。不过知道他们也做不了主，说什么也没用。他是个能自我克制的人，不能回城市就在农村干吧！这二十多年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我还可以写写农民，写作，不正是自己的愿望吗？在这整个过程中，吴玉萍也是百感交集。刚一听到改正时，她高兴得直想说谢谢他们，很快她就感到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