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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女儿笑了，他才心宽了些。赶紧和面赶面片儿，他决定多做些，给妈妈也送一碗去。给妈送饭回来，孩子正在炕上冷得发抖。冬天屋内温度经常是零下十来度。近在咫尺的市里虽是全国有名的煤都，但是老百姓都买不起煤烧，做饭取暖全靠从队里分的一点秸秆。
白刚只一口人，分的柴火少，做饭都不够，更不敢单为取暖烧炕了。所以他们的炕总是冰凉的，一进屋冷气袭人。老百姓都知道冬天睡冰凉的土坯炕是要做病的，可是白刚又有什么办法呢？要买柴火把炕烧热，他一天挣的一毛多钱连烧炕的钱也不够，更不用说吃饭了。所以也不指望睡热炕了，他在炕席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茅草，不图炕热，只图不冰出病来就行了。
茅草有个好处，刚睡下是凉的，越睡越热乎，可是刚睡下钻被窝就是一大难关。白刚给女儿脱了衣服，她小脚丫儿往里一伸就赶紧抽回来，宁可抱着肩在被窝外边冻得哆哆嗦嗦发抖，再也不肯往里钻了。后来都是白刚先脱衣服钻进被窝，然后再给女儿脱衣服，脱光了放在自己胸前用胳臂搂着她，什么时候被窝不那么冰人了，才把她放在一边，哄她睡觉。
这种困苦起初白刚也是难以忍受，慢慢也就习惯了。每当精神上觉得难忍受时，他还往往找来一些诗词，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中吸取力量，也为自己的尴尬解嘲。明末诗人黄宗羲的《山居杂咏》便是他晚上经常默念的一首：
锋镝牢囚取次过，
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志，
贫亦岂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
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
岂信人间胜著多。
前四句和他的经历心境十分相像，他尤其喜欢的是“死犹未肯输心志，贫亦岂能奈我何？”，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监狱里，在自家十几年劳改的生死考验中，死未输心；现在又面临极端贫困境地，这贫困也并非是自然灾难，完全是人为的折磨。对这种折磨只要仍不输心丧志，它又能奈我何？他把这当作一种激励。
有时又嘲笑自己，这是不是一种阿Q精神？有人为了完成任务，也有人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故意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九死一生，现在仍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你还高歌什么“岂能奈我何”？实际是你又能奈何！奈我何？我奈何！反正都一样，不管是哪种情况，现在只有咬紧牙关度过苦难，阿Q就阿Q吧！
以前他觉得阿Q精神是可笑的可耻的，现在倒觉得阿Q精神对贫者弱者被凌辱者来说也不失为一副安慰剂。挨打了说声儿子打老子故然可笑，可是你坚持真理现在落得个臭狗屎之名的境地，连自身生活都不能维持，更不用说养儿育女，你那坚持真理不是也只落得个螳臂挡车的笑柄？在别人看来不是一样可笑吗？而且在你那些同志们看来，不仅可笑，更是可耻可恨了，你实际连个阿Q也不如啊！
当然最后还是笑骂由他，他还是我行我素，白刚的倔犟是不会改变的。历史再重复一次，他还会选择这条道路，宁可受难绝不屈服，他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
一家四口三地的生活，当然还是属吴玉萍最好。她虽然挤在农民的土炕上，走东家串西家地吃百家饭，但总算能吃得饱睡得暖，和丈夫儿女比起来，她当然算是幸福了。可是她的心里却最苦，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现在不仅要艰难地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而且还时时牵挂着白刚和儿女。尤其是独立生活的年幼的儿子，更使她揪心。
前几天她回县城去看儿子，心情就更加沉重。原来照顾大锁的邵祥已调道庙乡去任公社副书记，儿子和一个新调来的老王在一个炕上住，老王的家在县城附近，白天不在机关，晚上又经常回家，儿子等于一个人生活在机关，根本没人照看。
那天她到了县城，大锁还没有放学，她进屋用手往炕上一摸，冷冰冰的，根本没有烧过炕。她从院里找来几块煤饼子想给儿子烧烧炕，谁知道刚点上火，屋里就浓烟四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掀开炕席一看，炕已塌了一个大窟窿，原来儿子每天就是睡在这个窟窿上啊！说是机关照顾，谁照顾？止不住那眼泪又流了出来。
机关下乡的下乡，回家的回家，也找不着一个顶事的人，她去找局长，局长一见她来就没好气，听说炕塌了，冷冷地说：“你儿子也太淘气了，好好的炕就能睡塌了？炕塌了你就找人修修呗！”那个意思是这个事你也找我这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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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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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本来还想说说自己的困难，现在已经上冻了，农村没什么活，工作组也没什么事，领导是不是能照顾一下让自己早点回来照看孩子。但是见那冷冷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觉得他是不会允许的，只有再凑合几个月吧！到秋天工作组就该换人了。
她万万没想到，没等到秋天，大祸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麦收到了，大地一片金黄。农村和县城的学校都放麦假，吴玉萍的心又不安起来。放了麦假，大锁上哪里去呢？她回县城动员儿子回老家，儿子不愿意回去。因为学校要排练节目，他还参加了团体操表演。吴玉萍见说不动儿子，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也不愿让大锁回去，说他拉二胡说山东快书都是骨干，半路退出表演太可惜了。老师还答应一定尽心照顾他，说这孩子挺老实，不会出事的，让家长放心。吴玉萍终于打消了送儿子回老家的念头。
为了演出，大锁需要一件白色的确凉长袖衬衣和一双鞋。老师说白衬衣配上红领巾，显得精神。鞋不要家里做的布鞋，要商场里卖的那种凉鞋，整齐好看。当时县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凉鞋也是只有一种黑人造革的，前面是两道十字交叉的带，这种鞋价钱并不贵，许多孩子早就穿过了。但是大锁到了上初中，还一次没穿过，都是穿家做的布鞋，还常常是补了又补。
为了鼓励孩子学习，也觉得这几年太亏待了孩子，这两件事吴玉萍都给办了。她咬咬牙花了四块钱买了凉鞋，为了多穿二年，故意买了大一号的。想不到凉鞋本来穿起来就旷荡，大一号就更不跟脚了。吴玉萍一看大得太多，便想去换一双。儿子却不肯，高兴地把凉鞋抱在怀里说：“大点不怕的，不换了，脚还长，我明年还可以穿。以前那布鞋过一年穿就特别挤脚，我可不愿意穿小鞋了。”
她买了布带儿子到裁缝社量了衣服，说急等着穿，人家给赶了半宿第二天就做好了。给儿子一穿正合适，雪白平整漂亮，儿子非常高兴。妈妈问他：“好看吗？”他说：“好看。”不知为什么吴玉萍却掉下了眼泪，是高兴，是感慨，还是悲哀？儿子上学以后，还没穿过这样的新衬衣，除了外面穿的褂子是做的新衣服，里面衬衣全是旧衣服改造的。城里人家的孩子谁没个三件两件新衣？
吴玉萍抱着衣服领着儿子出了缝纫社的门，不知怎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往外流。街上的不少人都奇怪地看她，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就是止不住这眼泪。她想是自己心里太苦了，苦水就变成了泪水，一有机会就往外冒。可是事后她又回想，这是不是就是灾难的先兆？如果那时自己有警觉性，不管什么演出不演出，学习不学习，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一切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也不会有终身的悔恨了。
1976年6月27日这一天，骄阳似火，炎热无比，正是拔麦子的高潮。人们怕热，一早一晚干活，中午休息。吴玉萍看望儿子回村后就病了一场，这时也只有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拔麦子。
拔麦子是一年中最苦的活计，可又是必须参加的活计。麦熟一晌，说个熟就都熟了，可是这时又最容易闹天儿，看着天气很好，说变就变，霎时间就会狂风大作，急风暴雨。麦子熟了经一场风雨，扑倒的扑倒，掉粒的掉粒，产量就会减少很多。而且这时是活计集中，拔麦、打场，紧跟着就要秋种，任务紧急。
每年一到麦收，机关里不下乡的干部，都要就近去参加拔麦子，驻村工作组不参加怎么行呢！好在老乡们知情达理，吴玉萍跟不上也不要紧，总会有拔得快的大嫂们返回来接她。但是别人都跑到前头去了，就剩你这几垅麦子戳着，孤零零地剩下一条子，多丢人哪！这天下午，吴玉萍正拼命往前赶，尽管手已经磨了泡，嘴里渴得直冒烟，旁边就放着茶壶，也顾不上歇下来喝口水。正在心急火燎的时候，忽然听见地头上有人喊她：“吴同志！县里来人找你。”大队支书喊完了扭头就走。
吴玉萍的心咯噔一下，就七上八下地翻腾了起来。县里找我，啥事这么急？支书既来叫我，为啥扭头就走？她越想越觉得不是啥好事，越想越着急，紧走了几步，叫住了支书，问他啥事，他说不知道，只说来人在场里等着呢！
场里停着一辆卡车，车上的人见吴玉萍来了，就下来了，吴玉萍一看一个是司机，不认识，另一个却是朱一夫。这个三角眼挨千刀的，怎么单单他来找我？心里先是一阵腻味，紧接着又是一阵恐惧，不知怎么这时突然想到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他来一定没好事。
真让她猜对了，朱一夫没有同志们长时间不见面的那种寒暄和问候，只是冷着个脸，阴沉沉地说孩子病了，机关让接你回去照顾一下。
一听孩子病了，吴玉萍心急如焚，赶紧上了汽车楼子，汽车立即飞快地往回开。在车上吴玉萍连问朱一夫几遍孩子得的什么病，目前情况怎么样，他只是哼哼哈哈带答不理，问急了就说他闹不清，只是板着个脸让司机快点开。
这时吴玉萍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恐惧、惶惑一起向她袭来，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使劲敲打着胸膛，像是要从嗓子里跳出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镇静自己，只是暗暗祈祷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