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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昌说：“你们觉得接近谁无所谓，可是有人不这么想。你们去的还有刘国良那个反革命的亲戚。谈的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们有了仗恃嚣张起来了，听说她们还偷偷集会串连。郝组长问我这些事究竟是谁干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不是让我们追查吗？要追查很快就可以破案，就看你们敢不敢让不让了。”马永昌叫起阵来了。
“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老郝半信半疑。马永昌说：“这些事我们心里都有个大估摸。祖祖辈辈在这村里，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说句笑话吧！谁身上长多少虱子，一顿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清清楚楚，这点事还不是心里装着？要真想追查，我马上就可以把人抓来。”马永昌得意洋洋。
老郝知道他要动手就准是抓刘家的人了：“光估摸不行，要调查研究，要有证据，凭怀疑随便抓人是不行的。”马永昌说：“在农村可不比在机关，什么一丁一卯地要求，就什么事也别想办。要让我们破案三五天准能弄清楚，要是这也不许那也不准，我们可就没法了。”半天没说话的治保主任说话了：“要是这样，我们也没法保证以后这种事不再发生。”这简直是威胁。
老郝也听出了这种话的味道，可是又不能斥责人家，因为还得和他们商量着解决这件事啊！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装作没听出来一样：“你们说是刘家那些人干的，既然他们觉得我们接近他有了仗恃，他们还糟害工作组干什么呢？”老郝觉得这是从逻辑上给马永昌出了一道难题。
“嘿！这话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故意给村里找事啦！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村里这么乱吗？这正是他们的目的，给我马永昌脸上抹黑，上眼药啊！”老郝没想到自己的难题没难住马永昌，他却在这儿等着。便只好退一步：“除了刘家故意捣乱这一条以外，你们想想这些事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呢？”
“我的郝组长！别再犹豫了。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哪有那么多的另外可能？我说句大话放着：只有这一个可能，你放手交给我，最后要不是这个结果我把脑袋输给你。再不下决心，我可就没办法了。”马永昌捶胸顿足，态度十分诚恳，半是祈求，半是威胁。
吴玉萍看到他们步步紧逼，老郝一再退让，就是逼着工作组抓刘家的人。要抓谁她心里也是清楚的，准是给她提供情况的人，她再不能沉默了。这样僵持下去，不仅没个结果，老郝还可能上当。便鼓了鼓勇气，他们不是点我吗，我也该敲敲他们了：“马支书，自古官断十条路。现在还没有一点眉目，只凭着一点怀疑，就断定只有一个可能要抓人，这不好吧？从翻我们东西的情况看，是企图找案卷材料。是不是村里有人不满意这件事瞒着你……”这话有点犹犹豫豫，故意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查看着马永昌的脸色。她想这话已点明了，是村里班子里有人捣鬼。虽然把他择了出去，他心里明白也会惊慌的。
“案卷，什么案卷？”马永昌却故意装糊涂。吴玉萍万万没想到马永昌这样沉着。
老郝一看这事说露了，便解释说：“是这样，村里有人问起刘国良的事，我们不清楚，便把案卷要来，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今天就把卷送回去，没别的意思。”
“啊！还有这回事啦！那你们不早说。”马永昌如大梦初醒似的说，“这就更清楚了，准是刘家的人干的。吴同志的意思是怀疑干部里有人捣鬼？”他哈哈大笑，“刘国良的问题在我们心里装着，材料、证据也是大队整理上报公社的，你说我们要那些材料干什么？再说了，这案子是公社、县里定案的，只要是领导们来了，谁爱看谁看，我们怕啥？正是刘家的人，整天想告状想翻案，他们削尖了脑袋想打听档案里有什么证据，是谁揭发的。就是打听不着。他们的告状信都转到公社了我也看了，都是给刘国良丑表功，说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你说上级还能相信他们？现在知道档案在你们手里，还不是拼命地想弄到手，你们说这偷档案的不是他们是谁？”他故作惊恐地大声说，“档案是不是偷走了？让他们偷走那可是个大问题呀！”
马永昌说得头头是道，老郝也没词儿了，只是慢吞吞地说：“档案倒是没偷走。我们打算吃完饭就送公社。”他也说了个假话，给工作组打了个圆场。吴玉萍看到马永昌这种狡猾奸诈的表演，肚子里气得鼓鼓的，觉得既然捅了这个蚂蜂窝，就不能再让他演戏欺骗大家了，可是说话态度还是缓和的：“马支书！这档案刚拿来，一般老百姓怎么就知道了呢？”她觉得这个问题马永昌不好辩解了吧？
“哎！吴同志你这话可就不对了。”马永昌把脸一变，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说这事儿是村里干部们干的呗？你们当领导的说话更要负责任。说我们随便怀疑人不对，你怀疑村里干部们有啥根据？你是觉得我在公社里有熟人是不是？不错，我有很多熟人。可是这事儿他们也犯不着给我通风报信啦！刘家县里公社里也有很多熟人，要不凭啥刘国良刚复员回来就当上了支部副书记？没熟人行吗？”马永昌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在屋里走起遛来，简直像是高级领导似的教训起吴玉萍来，“我听说吴同志有文化理论高，可是农村这事儿你还不了解，可比机关复杂多了。你对农村不太了解我不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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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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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他还不知道吴玉萍是个摘帽右派，要是知道还不知道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停了一会儿，他突然站定，大声喊叫着：“要换个别人随便怀疑我们干部，我豁着这个支部书记不当也饶不了他。”这简直是威胁了。弄得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空气都好像凝住了。他看着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又主动缓和了下来笑了笑：“我刚才多说了几句，吴同志可别见怪呀！我一个庄稼人，不会说话，说得对不对你们几位多原谅。”
工作组的同志都知道他在演戏，在说假话。黎娟气得咬牙切齿，成强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老郝觉得这人也太不讲理了，硬拿不是当理说。可是他又不愿意一下子和村里闹僵，觉得那样以后更不好工作了，所以一时也没说话。吴玉萍觉得这人干尽了坏事，还倒打一耙，对人栽赃陷害，任这种人猖狂下去真是没有天理了，气得脸都黄了。觉得不能让这种人洋洋自得地演独角戏，这样嚣张要是没人反驳，人们更会觉得他有理了。反正这种人想和他愉快合作也很难，只有揭揭他的老底了。
她强压抑着自己的激动，想笑也笑不出来，最后仍然是气呼呼地说：“照马支书这么说，这些天发生的这么多威胁、骚扰工作组的行为，村里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呗！我们一出去，就有人跟着，我们刚一进屋，就有人用大砖头砸我们，砖头、石头像雨点一样，绝不是一两个人干的，大清白日我们刚出去吃饭，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工作组两个屋的东西全搜查了一个遍，这都是刘家人干的？他们在村里就这么大胆？退一步讲就说这是刘家人干的，前些天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村住着，硬说工作组全走了不给派饭，这也能说是刘家人干的？……”
还没等吴玉萍说完，马永昌吃不住劲了，强笑了笑，打断了吴玉萍的话：“吴同志！派饭的事是派饭的忘了，那天不是说清了吗？”
“我们找他去还不给派饭，这能说是他忘了？他说是有人通知他工作组撤了，谁通知的他？”黎娟早【“文】就憋不住了，这回可得了【“人】说话的机会。原来郝组【“书】长不在时，吴玉萍和黎【“屋】娟曾经因不给派饭挨过饿，不过吴玉萍也使出了一招“绝活”，就是跑到马永昌家吃了一餐不用派的饭：红小豆大米粥。
马永昌不高兴地狠狠瞪了黎娟一眼说：“是那狗日的瞎咧咧，我已经狠狠剋了他一顿。事早解决了，还有啥可纠缠的？”
吴玉萍觉得这人也太无赖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便说：“马支书！搜查工作组的事，你说是刘家的人干的，只是个估计。我却有证据，可以清楚地告诉你，那些人不姓刘，姓马。你想想，大清白日的去好几个人搜查，又正是吃饭的时候，人们都在村里，能没人看见吗？看见的还不只一个人，我吃饭回去一路上好几个人都告诉了我。”吴玉萍的确从房东和邻居那里了解到那些人是谁，可是她知道还得在这村工作，原来不想说。老郝也不同意和党支部闹僵。现在看他步步进逼，便只好摊牌了。不过仍不想闹到决裂的程度，还是留有余地，便退了一步：“马支书！我看这些人是谁就不说了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算是误会谁也别说了，真要闹起来，上边知道了，对你对村里都不好。只是今后这事可不能再发生了。不管这些事是谁背着你干的，你都有责任，你说对吗？”
吴玉萍这一杠子把个嚣张不可一世的马永昌打闷了。他本想让吴玉萍说出那些人是谁，可是又一想真要说出来怎么办？一口咬定不承认，人家找县公安一介入，又找出证人来，那不就露馅了？她不是说那是误会吗？那就算误会吧！可是就这么承认误会不就承认是村里干的了吗？一想不行，便又来了个撒泼的办法：“既说到这儿，吴同志！可能有啥人有误会，我非得把这件事查清楚不可！”吴玉萍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个下台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误会，过去也就算了吧！”
老郝本来觉得这事很难办了。现在看到事情有转机也高兴了：“过去的事就算了，都不要提了，咱们同心协力，把以后的工作搞好。可是有个要求：今后保证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