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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至使”至“可兴”。○解云：贾逵者，即汉章帝时卫士令也。言“缘隙奋笔”者，庄、颜之徒说义不足，故使贾逵得缘其隙漏，奋笔而夺之，遂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矣。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贾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郑众虽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与谶合，帝王不信，毁《公羊》处少，兴《左氏》不强，故不言之。岂如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为真也，赐布及衣，将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则贾逵几废《公羊》，故特言之。
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
＇疏＇“恨先”至“二创”。○解云：此先师，戴宏等也。凡论义之法，先观前人之理，听其辞之曲直然，以义正决之。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多随二创”也。而旧云公羊先师说《公羊》义不著，反与《公羊》为一创，贾逵缘隙奋笔夺之，与《公羊》为二创，非也。
此世之馀事，
＇疏＇“此世之馀事”。○解云：何氏言先师解义虽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馀事。馀，末也。言戴氏专愚，《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犹天下闲事也。旧云，何氏云前世之师说此《公羊》不得圣人之本旨，而犹在世之末说，故曰世之馀事也。
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
＇疏＇“斯岂”至“过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败绩”者，争义似战陈，故以败绩言之。“失据”者，凡战陈之法，必须据其险势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败绩。若似《公羊》先师，欲持《公羊》以论《左氏》，不闲《公羊》、《左氏》之义，反为所穷，已业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余窃悲之久矣。
＇疏＇“余窃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学十五年，专以《公羊》为已业，见《公羊》先师失据败绩，为他《左氏》先师所穷，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谓之“窃悲”。非一朝一夕，故谓之“久”。后拜为议郎，一举而起，陵群儒之上，已业得申，乃得公然叹息。
往者略依胡毌生《条例》，○毌音无。多得其正，
＇疏＇“往者”，至“其正”。○解云：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虽取以通传意，犹谦未敢言已尽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敌《长义》，以强义，为《废疾》以难《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尽在注传之前，犹郑君先作《六艺论》讫，然后注书，故云“往者”也。何氏谦不言尽得其正，故言“多”尔。
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隐括，古夺反，结也。
＇疏＇“故遂”至“墨焉”。○解云：隐谓隐审，括谓检括，绳墨犹规矩也。何氏言已隐审捡括《公羊》，使就规矩也。然则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谶记不见者，书不尽言故也。而旧云善射者，隐括令审，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隐括《公羊》，能中其义也。凡木受绳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
《春秋公羊传注疏》
隐公卷一（起元年，尽元年）
隐公卷一（起元年，尽元年）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陆曰：解诂，佳买反；下音古，训也。
＇疏＇“春秋”至“第一”。○解云：案旧题云“春秋隐公经传解诂第一公羊何氏，”则云：《春秋》者，一部之总名；隐公者，鲁侯之谥号；经传者，杂缛之称；解诂者，何所自目；第一者，无先之辞；《公羊》者，传之别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则升“公羊”字在“经传”上退“隐公”字在“解诂”之下，未知自谁始也。又云“何休学”，今案《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於师，乃宣此义不出於巳’。”此言为允，是其义也。○问曰：《左氏》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不审《公羊》之义，孔子早晚作《春秋》乎？○答曰：《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问曰：若《公羊》之义，以获麟之后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纟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自黄帝始作其文也。案《家语》孔子厄於陈、蔡之时，当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乃作乎？○答曰：孔子厄陈、蔡之时，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犹在获麟之后也。故《家语》云：“晋文之有霸心，起于曹、卫越王句践之有霸心，起于会稽。”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愤厉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问曰：若《左氏》以为夫子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至十二年告老，见周礼尽在鲁，鲁史法最备，故依鲁史记修之以为《春秋》。《公羊》之意，据何文作《春秋》乎？○答曰：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大汉用之训世，不应专据鲁史，堪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也。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馀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史，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何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皆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问曰：若言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为《春秋》，何故《春秋说》云“据周史立新经”乎？○答曰：闵因叙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以此言之，周为天子，虽诸侯史记，亦得名为周史矣。○问曰：《六艺论》云：“六艺者，图所生也。”然则《春秋》者，即是六艺也，而言依百二十国史以为《春秋》何？○答曰：元本“河出图，洛出书”者，正欲垂范於世也。王者遂依图书以行其事，史官录其行事以为《春秋》，夫子就史所录，刊而脩之，云出图书，岂相妨夺也？○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庄七年经云“星霣如雨”，传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不脩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以此言之，则孔子未脩之时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问曰：《春秋》据史书而为之，史有左右，据何史乎？○答曰：《六艺论》云：“《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记文先言左史，郑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为《春秋》矣。云云之说，《左氏》首已成解，不能重载。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论》云：“圣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觉后生也。西狩获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为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故孔子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脩为《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史记》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以此言之，则孔子见时衰政失，恐文、武道绝，又见麟获，刘氏方兴，故顺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汉者。案《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