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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十九州：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这样的门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以上叙述主要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Win·tersLuce，1a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十一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三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东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城也不复存在了。
十九世纪在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会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卢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圣公会教堂的秦牧师已年过古稀，但颇为健康和健谈。他友善而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手中关于卢斯的书。他告诉我，这座教堂自1872年修建之后，一直没有大的毁坏，现在正在准备申报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山尔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讲坛上的地板掀起，露出下面石板修就的下水道。他对我说，上午有一批外国游客来参观时，特地要看看当年的排水设施为何一直有效。他又带我走出教堂，来到教堂后门的一块墓碑前。这是在登州传教将近四十年的美国穆拉第女士之墓。她于1874年来到登州，1912年在归国途中逝世。最后，她被安葬在这里，与她供职多年的教堂相伴。说起教堂，说起这些往事，秦牧师颇有些自豪与兴奋。
未能找到卢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仅存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这些卢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防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气息。遥想当年，童年卢斯和他的伙伴们，—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过。
卢斯有一张三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否在登州他家的庭院。三岁的卢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三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小国教民的弥撒；五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三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祠动荡之中，与所有在卟，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十岁时，卢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卢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寸：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建筑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人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惟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样潮起潮落，起伏不止……
三 历史尴尬教育梦
从小参加弥撒，五岁学会即兴布道，虔城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作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
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二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与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