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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秀火速穿好衣服，拎起包儿，轻轻推开门，从走廊不远处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黄所长立刻把枪摸出，压在身下，恢复原状。
秀秀接过一个剃着平头彪形大汉，递过两沓厚厚的钞票，装进包里，快速地坐着电梯下了楼，打了辆的消失在夜幕里……
一大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到黄所长的房间，对着黄所长凶狠狠地就是一刀。当黄所长听到细微的脚步声的时候，人已到眼前。他来了个鱼打挻儿，一闪身的工夫，正好刀顶进了他的右肋。与此同时，黄所长手里的枪，当当响了两声，击中了来人的心脏。彪形大汉，顺着床扑腾，倒在地上，气绝身亡。这短短几十秒钟的突发事件，使黄所长连惊带吓捂着滴血的伤口，半晌才想起报案。
在即将当上副局长这个关键的时候，发生了这件叫人烦恼的事。公安局把这件事按着歹徒入室抢劫正当防卫案处里了。但案子毕竟是发生在公安人员身上，好说不好听啊，全城传的沸沸扬扬，难听的好听的，说什么的都有。局里就叫他在家养养伤，避避风儿。
秀秀忐忑不安地星夜逃回了老家。吃不香寝不安，常常夜间被恶梦惊醒。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公安局自首了。这才案情大白。
辑毒科长用重金雇杀手一案，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一个走上了断头台，一个断送了政治生命。这真是“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
孙晓兰的哥哥孙晓林，1984年中学没念完跟二舅经人介绍去了石家庄一家建筑公司干活。二舅一手漂亮的瓦工活当了大工，孙晓林跟二舅学徒自然当了力工。钱虽挣得不多，过日子还凑和。日子一晃几年过去了。爷俩跟公司管材料的小李子混的挻熟。小李子的姨夫在劳动局是个管招工的科长。爷俩就请小李子吃过几次饭，买了几条香烟。1988年就通过公司办理了正式招工手续。成了国家正式工人，完成了一个农民到城里工人的转变。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祖祖辈辈当农民的来说，再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两人深出了一口气，总算告别了面向黄土背朝天，那种艰难的日子。可是没欢喜几天，好景不长，转过年公司随着全国的行势转制了。由原来公司副经理金在权以20万元的标底，收入囊中。当时跟大伙说得挻好：“工人的身分不变；工人的工资不变；工人的待遇不变。”结果没到一年，“三不变”就全不算数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轻而一举落到个人腰包。公司实行竞争上岗，320人留下了40人。孙晓林爷俩也就“光荣地”下岗了。自行车上挂了块牌，每天走街窜巷，今天给人家抹抹墙，明天给人家掏掏炕度日。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住楼的渐多。掏炕抹墙的基本就没了。正好这年建筑公司活挤手，就把爷俩找回去了签了两年合同。有天，不幸的事发生了。晓林二舅从三楼脚手架上掉下来，没等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亲属们来了之后，再怎么说人也没了。找了公司几次，经理蛮横地说：“闹哄啥你们？这就不错了！多给了仨月工资还咋地啊？”乡下人没人懂得法律是怎么回事，公司给了几个小钱，把人打发走了。家人自认倒霉，非常悲痛捧着骨灰盒回去埋葬了。
孙晓林在外游荡惯了，能煞下心在家搬土了坷吗？跟家人说要到深圳找齐在军去。齐在军是孙晓林在石家庄时，一起干活的好朋友。两年前孙晓林在石家庄时，齐在军在深圳叫他去，当时二舅说啥也没同意。
于是孙晓兰就给哥哥带了两千块钱，把他送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缓缓地向前移动，两三分钟之后，窗外的楼房、树木、人群……开始迅速退往车后。旅客们随着火车有节奏地咣当当……咣当当，开始吵闹。孙晓林右手拎着个旅行袋，左手攥着火车票，在拥挤的过道中艰难地前行，寻找自己三十六号的坐位。他发现自己的坐位坐着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孙晓林以为自己看错票，又核对了一下，没错。正准备叫她让座时，发现她身旁立着一副拐杖。孙晓林想，出门在外一个残疾人不易，就没作声。怜悯之心使孙晓林悄悄把票又揣回兜里。他抬头看到行李架上有个空儿，就踮着脚把旅行袋放上去了，他不放心又往里推了推。对面座位上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唧唧哝哝。斜对面有个农村打扮的中年妇女，腿上坐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妇女正给孩子扒香蕉。车厢前面不时传来打牌的吵闹声。这个时候，窗外不知闪过多少村镇、河流、山脉。孙晓林感觉两腿酸麻，心想，才熬了两个来小时，到沈阳倒车，还得近十个小时呢？活动活动脚吧！于是，他就跟那位农村妇女诚恳地说：“大姐，麻烦看下包呗？我活动活动。”农村妇女看了一眼包，便点了点头儿。孙晓林向前一节车厢挤去。也许他内心想寻个地方搭搭脚儿，也许他就是活动活动。挤过了几节车厢也都是人满为患。此时火车停了。他心里不踏实，上下车人杂别把包丢了。于是他就转身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挤回了原来的位置。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包还在，心里就踏实了。后是一低头自己座位那个残疾人不见了。有个五十开外干部模样的男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正在欣赏窗外的景色。孙晓林轻轻地拍了下男人的肩膀说：“对不起大哥，这是我的座”。男人回头见是农村打扮的孙晓林说是他的座，一脸的不高兴蛮横地说：“谁——坐你的座啦！我化40块钱买的”。男人说着一腔怒火欠起身指着周围的人说：“你问问他们是不是买的？”说完一屁股坐下了。气得孙晓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对面那对男女，也证实说：“是买的，刚才那个残疾人下车卖给他的。”斜对面那个农村妇女说：“她才不是残疾人呢，我坐车遇到过三次，她是专门捣腾坐的，没见刚才拎起拐嗖嗖地下车了”。这边的吵闹声，惊动了三十七八岁的女乘务员。急匆匆过来把孙晓林叫到一旁，问明了情况，说：“出门都不易，相互谦让些。走吧！花个十块八块给你整个茶座，要不，熬一宿谁受得了啊？”孙晓林一肚子气，依他的性格是不能算完，听乘务员这么一说，跟家里老人说的一样“出门在外让着点”，气就消了一半。边寻思边跟乘务员挤进了好象吃饭的餐车。孙晓林极不情愿地掏了张大团结。乘务员诡秘地问：“报销不？”孙晓林摇摇头声音低低地回了句“不”。车厢里有十六七个人。装束也都是“流动大军”模样。孙晓林坐到一个没人的小桌前，愣愣地想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心里十分不通快，这叫啥事呢。当好人做好事，到头来闹了个王八犊子。
窗外越来越暗，星星点点的光亮，渐渐地增多。孙晓林在列车与钢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中，趴在自己的旅行包上，不知过了多久，发出了轻轻的酣声……列车穿行在茫茫的夜色里，太阳底下那个世界渐渐地模糊起来。
当孙晓林一觉醒来的时候，那轮崭新的太阳，照耀在沈阳火车站。他忘却了一切烦恼，裹进了下车的人流。他走出火车站一打听才知道，沈阳到深圳根本就没有火车。只好坐下午两点多开往广州的车。沈阳火车站的标志物映入他的眼帘。他扬起头盯着那根大柱子上硕大的飞机好一会，直觉得脖颈发酸。他才向左扫了一眼，不远处有个台阶，两侧是不秀钢圆柱栏杆，好象地下人行道，孙晓林走过去找了个台阶坐下。心想时间还早，先吃点东西再说吧。于是，他就从旅行袋里的塑料口袋，拽出两张苞米面做的煎饼，卷成卷状。用牙撕开一袋小咸菜。孙晓林咬了满满一口煎饼，两腮一起一落有节奏地蠕动着。他真饿了，坐了一宿火车，又惹了一肚子气，啥也没吃。他边吃边抬头寻思这么老高，飞机是咋整上去的呢？人，真能啊！寻思着两张煎饼不大工夫就进了肚里。他低着头把手抻进煎饼包里，刚想拽出张煎饼，忽听有个向自己这个方向，轻轻跑动的声音，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已经站在跟前。小姑娘上身罩了件农村孩子常穿的那种，红底蓝花旧布衫，下着一条浅灰色八成新的裤子。小姑娘头上两只羊角辫显得十分俊俏。面带泪痕，两只小手作揖状说：“叔叔！求求你啦？我妈跟我两岁的弟弟，两天没吃啥了，俺是黑龙江的出来找我爸，我爸是精神病，到现在都没找找，兴兴好给点钱吧？”。说着小姑娘嫩嫩的脸蛋上滚出几颗泪珠。孙晓林听后心里一软眼泪差点掉出来，就把身上的零钱划啦划啦三十六块五都给了小姑娘。小姑娘千恩万谢，又是鞠躬又是行礼。然后就迅速地消失在纷乱的人群里。这时候，又围上两个一眼便知白天检饭底夜间睡火车站那伙。那年孙晓林在石家庄车站遇到过。他最反感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就没好腔地说：“走走走！上一边去。”两个满身脏兮兮的半大小子，无趣地溜走。孙晓林又吃了两张煎饼，拧开一瓶矿泉水，一扬脖，咕嘟咕嘟灌进去大半瓶。这才缓解了肚子里胃肠之间的争斗，他用手抹了抹嘴巴，脸上立刻浮现出一种满足感。对这座陌生的城市，他没敢远走，就在车站右前方不远有个天桥附近闲逛了一阵，便赶回了候车大厅。孙晓林回头看了看那块大石英钟，秒针，在分分秒秒地抖动着，时间太慢了，还有两个多小时。
就在这个时候，他眼前闪出一丝喜阅明亮的目光。有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他的视线，怎么会是她呢？正在犹豫间，孙晓林那喜阅的脸上，立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惊愕了！上午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又换了一身衣服。在向其他人演着上午同一出悲剧。这一幕击碎了孙晓林对小姑娘那美好的祝福。他犹如有人在自己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个嘴巴子，脸上立刻觉得火辣辣地……
晓林总算熬了二十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