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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搏现实，不能只用一路招数。阳刚与阴柔，粗犷与文雅，豪放与婉约，庄
严与诙谐，华丽与平淡，凝重与飘逸，本来可以互为映衬，相反相成，相得
益彰；只顾慷慨激昂，或者只顾微吟低唱，都难免显得单调，并使人兴半截
美人之感。第三段落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烽火连天
的11 年。适应战时的需要，战地通讯应运而生。杂文本应更有用武之地，
却意外地显得萎缩，只是在后方的桂林，成为“孤岛”的上海，还相当活跃。
散文更见消沉了，流传于世的屈指可数。老一辈的王统照写了不少文笔凝练
思想深潜的篇什，后来辑为《繁辞》一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只
是十篇短文，薄薄的一本，向来不入时入眼，却以其异常的渊博、冷隽、机
智别树一帜，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
语》，并称为“学者的散文”，至今为海内外的行家所倾倒。值得感谢的是
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不管晦明风雨，坚持成批地把优秀的散文作品输
送给读者，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和条件。30 年代正当中华民族存亡绝续
之秋，许多作家站在战斗的前列，披肝沥胆，蹈水火，冒锋镝，以纸笔为号
角火炬，有的从容成仁就义，他们的汗血文章，早已和祖国寻求光明的历史
凝结在一起。月旦艺文，也不能偏离这根主轴。但有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当
时是在硝烟弥漫的白热气氛中出现的，经过将近半世纪的冷却以后，却不妨
清醒地重新斟校一下秤星：因为昨夜星辰，前人踪迹，有助于后代审时度势，
谏往知来：
抗战初期，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爆发了“鲁迅风”问题——即杂文
问题的激烈争论。导火线实质上是对鲁迅杂文评价的分歧，也是战前杂文论
争的延续。挑起论争的一方，认为鲁迅式的“纡回曲折”“苍凉悲壮”是过
去“禁例森严时期”的产物；抗战一起，形势变了，新的杂文，应该是“韧
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击的新形式，明快，
直接，锋刃，适合着目前的需要”，因而对当时鲁迅式杂文的风行，提出“抗
议”。应战的一方，主要论点是“我们今天还须学习鲁迅，因为鲁迅的精神，
还没有到应该被扬弃的阶段”。这是同一营垒的内部冲突，夹杂着很深的意
气，但主要争执点不过如此。论争很快结束了，又蔓延为一场不同派别之间
的混战。现在翻阅一下当时反对派的文字，除了增长见识，知道过去的有些
所谓论争是怎么回事以外，很难说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但这场论争，却有
个极大的优点：论辩双方，完全站在平等地位，是真正有来有往的对垒，但
将是非公之于读者，不使真理屈从于权势，而图穷匕现，曲直自明，和后来
那种肆意践踏民主，盗名欺世的“大批判”、“大辩论”大不相同。结局也
差强人意，那就是顾全抗战的大局，以不伤原则的妥协告终。“鲁迅风”这
重公案证明，真正的自由辩论是多么重要①。散文比杂文更不走运。我手头
没有现成的材料，但在我1941 年结集的散文集《晦明》序文里，还留着清
楚的痕迹：
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 。可是我又禁不住替自己捏一把
冷汗。偶然的机会，我曾从内地报纸上读到一位先生的大作，据说后方城市和上海文艺界正流
行着“飘飘然的散文”，使他发生了近乎愤激的感慨。这位先生是值得羡慕的，他有愤慨的权
利。但我的散文——如果是散文，不正就是这一类？
“飘飘然”这个形容词在这里不够明确。它是指部分散文作品，还是泛
指散文这种文体？看来肯定属于后者，观文气可知。那正是和日本侵略者生
死搏斗的年月，行文中的嬉笑、悲凉、讽刺，都在避忌之列；散文在30 年
代已几乎成为“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同义语，认为在战火中不合时
宜，是理所当然的事。散文创作的日益寥落，也就无怪其然了。
最著名的笔墨官司，是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这场争论，当时波及
全国，经过42 年之久，到了1980 年，还在巴黎一次讨论中国抗战文艺的国
际会议上，余波未尽。争论爆发的初期，我在上海编《文汇报？世纪风》，
就发表过批评文章，但“抗战无关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含糊笼统，
一知半解。直到最近，才有机会看到一些原始材料，把论争的本末大体弄清
楚。原来论争的引爆点是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
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
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是梁实秋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开场白里的话。前面还
说到自己拉稿能力不强，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座落
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话里明显地带
着某种情绪，用现在的流行语表达，就是“说怪话”。
平心而论，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席
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
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
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
①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资料与研究》1985 年一期，“上海‘孤岛’时期文
学史料专辑”。内收陈青生所作《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争论》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字38 篇；
费万龙所作《关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章11 篇。
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
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
“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
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
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检查一下我自己在抗战
八年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
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
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
相反，我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
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褊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①
任何伟大的事业，既需要轰轰烈烈，又需要踏踏实实；要有人奔走呼号，
也要有人坐下来埋头苦干；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并蓄兼收。我
们抗战时期的精神积累，已属于历史范畴，当年的政策效应，何者为得，何
者为失，已不难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了。我想在此试举一例：目前我正
在读钱钟书的新版《谈艺录》增订本。此书初稿作于1940 年前后，内容与
抗战风马牛不相及，而作者称为“忧患之书”，在1942 年所写的序文里，
有如下的表述：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
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
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
墨已干，杀青鲜计。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以
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
作者写作时的环境与心态，这里都说得很清楚。《谈艺录》于1948 年6
月问世，次年7 月出第2 版，以后不复再印。而海外风行，盗印不绝。直到
前年，才在国内经作者增订过半，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真知灼见，赅博精深
的新诗话，综揽古今中外的诗学诗艺，涉海探骊，攀梧引凤，抵隙披瑕，穷
根究柢，涉猎之广，造诣之深，眼界之高，腠理之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
“有一无二”的著作。苏东坡评《诗品》，说：“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
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正好移用于《谈艺录》。学海无涯，艺林丛
深，人事错杂，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
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
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
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向善，谁不如我”这种
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
治的时候了。
这本现代散文序跋集，共收文585 篇，时间以1920—1949 为起迄。编
者的方针是求全。全，就必然杂，难免挟鱼龙泥沙、精华糟粕以俱下。但这
也有好处，因为有了比较，才能于杂中见纯，纯中见杂；低中见高，高中见
低；劣中见优，优中见劣。纯是经过澄滤的假象，杂才是本相。我希望读者
能由此较为清晰地看到昨日文坛的一角，并及于昨日世界的一角。
1986 年7 月11 日
梦中说梦 ——《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序
上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