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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屐齿印苍苔-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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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搏现实,不能只用一路招数。阳刚与阴柔,粗犷与文雅,豪放与婉约,庄
严与诙谐,华丽与平淡,凝重与飘逸,本来可以互为映衬,相反相成,相得
益彰;只顾慷慨激昂,或者只顾微吟低唱,都难免显得单调,并使人兴半截
美人之感。第三段落包括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烽火连天
的11 年。适应战时的需要,战地通讯应运而生。杂文本应更有用武之地,
却意外地显得萎缩,只是在后方的桂林,成为“孤岛”的上海,还相当活跃。
散文更见消沉了,流传于世的屈指可数。老一辈的王统照写了不少文笔凝练
思想深潜的篇什,后来辑为《繁辞》一集。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只
是十篇短文,薄薄的一本,向来不入时入眼,却以其异常的渊博、冷隽、机
智别树一帜,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
语》,并称为“学者的散文”,至今为海内外的行家所倾倒。值得感谢的是
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不管晦明风雨,坚持成批地把优秀的散文作品输
送给读者,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知人论世,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和条件。30 年代正当中华民族存亡绝续
之秋,许多作家站在战斗的前列,披肝沥胆,蹈水火,冒锋镝,以纸笔为号
角火炬,有的从容成仁就义,他们的汗血文章,早已和祖国寻求光明的历史
凝结在一起。月旦艺文,也不能偏离这根主轴。但有些聚讼纷纭的问题,当
时是在硝烟弥漫的白热气氛中出现的,经过将近半世纪的冷却以后,却不妨
清醒地重新斟校一下秤星:因为昨夜星辰,前人踪迹,有助于后代审时度势,
谏往知来:
抗战初期,已成为“孤岛”的上海,爆发了“鲁迅风”问题——即杂文
问题的激烈争论。导火线实质上是对鲁迅杂文评价的分歧,也是战前杂文论
争的延续。挑起论争的一方,认为鲁迅式的“纡回曲折”“苍凉悲壮”是过
去“禁例森严时期”的产物;抗战一起,形势变了,新的杂文,应该是“韧
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击的新形式,明快,
直接,锋刃,适合着目前的需要”,因而对当时鲁迅式杂文的风行,提出“抗
议”。应战的一方,主要论点是“我们今天还须学习鲁迅,因为鲁迅的精神,
还没有到应该被扬弃的阶段”。这是同一营垒的内部冲突,夹杂着很深的意
气,但主要争执点不过如此。论争很快结束了,又蔓延为一场不同派别之间
的混战。现在翻阅一下当时反对派的文字,除了增长见识,知道过去的有些
所谓论争是怎么回事以外,很难说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但这场论争,却有
个极大的优点:论辩双方,完全站在平等地位,是真正有来有往的对垒,但
将是非公之于读者,不使真理屈从于权势,而图穷匕现,曲直自明,和后来
那种肆意践踏民主,盗名欺世的“大批判”、“大辩论”大不相同。结局也
差强人意,那就是顾全抗战的大局,以不伤原则的妥协告终。“鲁迅风”这
重公案证明,真正的自由辩论是多么重要①。散文比杂文更不走运。我手头
没有现成的材料,但在我1941 年结集的散文集《晦明》序文里,还留着清
楚的痕迹:
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 。可是我又禁不住替自己捏一把
冷汗。偶然的机会,我曾从内地报纸上读到一位先生的大作,据说后方城市和上海文艺界正流
行着“飘飘然的散文”,使他发生了近乎愤激的感慨。这位先生是值得羡慕的,他有愤慨的权
利。但我的散文——如果是散文,不正就是这一类?
“飘飘然”这个形容词在这里不够明确。它是指部分散文作品,还是泛
指散文这种文体?看来肯定属于后者,观文气可知。那正是和日本侵略者生
死搏斗的年月,行文中的嬉笑、悲凉、讽刺,都在避忌之列;散文在30 年
代已几乎成为“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同义语,认为在战火中不合时
宜,是理所当然的事。散文创作的日益寥落,也就无怪其然了。
最著名的笔墨官司,是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这场争论,当时波及
全国,经过42 年之久,到了1980 年,还在巴黎一次讨论中国抗战文艺的国
际会议上,余波未尽。争论爆发的初期,我在上海编《文汇报?世纪风》,
就发表过批评文章,但“抗战无关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含糊笼统,
一知半解。直到最近,才有机会看到一些原始材料,把论争的本末大体弄清
楚。原来论争的引爆点是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
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
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是梁实秋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开场白里的话。前面还
说到自己拉稿能力不强,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座落
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话里明显地带
着某种情绪,用现在的流行语表达,就是“说怪话”。
平心而论,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席
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
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
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
①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资料与研究》1985 年一期,“上海‘孤岛’时期文
学史料专辑”。内收陈青生所作《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争论》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字38 篇;
费万龙所作《关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文,并当时有关的论争文章11 篇。
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
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
“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
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
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检查一下我自己在抗战
八年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
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
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
相反,我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
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褊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①
任何伟大的事业,既需要轰轰烈烈,又需要踏踏实实;要有人奔走呼号,
也要有人坐下来埋头苦干;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并蓄兼收。我
们抗战时期的精神积累,已属于历史范畴,当年的政策效应,何者为得,何
者为失,已不难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了。我想在此试举一例:目前我正
在读钱钟书的新版《谈艺录》增订本。此书初稿作于1940 年前后,内容与
抗战风马牛不相及,而作者称为“忧患之书”,在1942 年所写的序文里,
有如下的表述: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
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
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
墨已干,杀青鲜计。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以
俟。古人固传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
作者写作时的环境与心态,这里都说得很清楚。《谈艺录》于1948 年6
月问世,次年7 月出第2 版,以后不复再印。而海外风行,盗印不绝。直到
前年,才在国内经作者增订过半,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真知灼见,赅博精深
的新诗话,综揽古今中外的诗学诗艺,涉海探骊,攀梧引凤,抵隙披瑕,穷
根究柢,涉猎之广,造诣之深,眼界之高,腠理之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
“有一无二”的著作。苏东坡评《诗品》,说:“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
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正好移用于《谈艺录》。学海无涯,艺林丛
深,人事错杂,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
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
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
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向善,谁不如我”这种
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
治的时候了。
这本现代散文序跋集,共收文585 篇,时间以1920—1949 为起迄。编
者的方针是求全。全,就必然杂,难免挟鱼龙泥沙、精华糟粕以俱下。但这
也有好处,因为有了比较,才能于杂中见纯,纯中见杂;低中见高,高中见
低;劣中见优,优中见劣。纯是经过澄滤的假象,杂才是本相。我希望读者
能由此较为清晰地看到昨日文坛的一角,并及于昨日世界的一角。
1986 年7 月11 日
梦中说梦 ——《八十年代散文精选》序
上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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