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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父亲带着我们到上海已经一年了，他那时候在昆仑公司为电影作曲。我们家离电影公司很近，当时看到张乐平伯伯的漫画《三毛》，想起和爸爸妈妈从四川漂泊到老家山东，从山东到上海的贫困生涯，觉得“三毛就是我呀”。特别巧的是昆仑公司也正在寻找三毛，因为他们要将三毛搬上银幕，阳翰笙已经把漫画《三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导演之一的严恭叔叔负责寻找三毛的扮演者，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有合适的。
我那时7岁，有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大孩子玩弹子球，我赢了他们，但是他们输了却不认账，我就和他们打起来居然打败了他们，抢回了弹子球。严恭叔叔一直看着我们，后来他走过来兴奋地拉着我说：“孩子，你就是三毛呀。”我当时一愣。来到了昆仑公司后，化妆试镜头，张乐平伯伯还有昆仑公司的许多大导演看过后一致通过，就让我来演三毛了。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我是王云阶的儿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0年代曾有“王先生”系列漫画搬上银幕的尝试，大家对把《三毛》改编成电影也非常有信心。1946年推出了《三毛从军记》，1947年推出了《三毛流浪记》的漫画，这与电影拍摄是同步的，并不是漫画完成后很长时间才把它改编成电影，而是同步进行的，相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鲜为人知的是电影剧本的改编是由多人“接力”完成的，当时阳翰笙完成了第一稿，第二稿是由陈白尘完成的，最后定稿由我的师兄李天济完成，将漫画原来的正剧改为了最后呈现出来的喜剧。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争名夺利的很少，大家团结协作，后来陈白尘和李天济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中，应该说《三毛流浪记》还创造了一个“空前”，那就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的盛况。三毛只是一个小孩，却召集来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明星：赵丹和黄宗英，朱琳和刁光潭等“七对夫妻”明星，他们都帮忙来跑龙套。我爸爸也来了，他不仅给电影作了曲，还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钢琴师。我因为几个月下来和流浪儿们在一起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也好像和三毛合为一体了。
历尽艰辛终成经典
因为影片有很鲜明的反蒋倾向，在拍摄的过程中主创人员就多次收到恐吓信，国民党当局扬言要毁了这部影片，昆仑公司的电影艺术家们就把拷贝藏了起来。1949年，上海解放，夏衍说要把这部影片拿出来，还补拍了一个欢庆解放的场面作为影片结尾，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影片就红遍了全国，大家被三毛这个流浪小孩的故事迷住了。1958年和1980年，全国两次重新印刷拷贝发行。1981年《三毛流浪记》在巴黎的6家影院连映两个多月，场场爆满。1997年底，这部片子获得了葡萄牙国际电影大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乌鸦与麻雀》剧照
1949年 郑君里首次独立执导
《乌鸦与麻雀》：跨越两个时代
这部影片生动地纪录下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最后一页，社会的混乱，物价的暴涨，市民的幻想与痛苦无不真实地再现于银幕之上。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昆仑影业中留守在上海坚持创作的艺术家，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这部出色的讽喻作品的剧本，而拥有丰富表演艺术实践的郑君里则首次独立执导本片，从而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电影大历史：童谣的杀伤力
20世纪40年代流传至今的经典影片基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贴近生活，现实感异常强烈。这些相隔半个多世纪的影片中的人物，他们的呼吸、语言和动作，甚至远比今天的银幕上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要亲近得多。乱世求家常，和平唤英雄，这大抵是艺术作品感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最直接的规律。一些最表面的现象之下，往往蕴藏着不可逆转的或可称为命运的玄机。
《乌鸦与麻雀》正是一幅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的浮世绘。开场没有多久，一群孩子在二楼阳台上天真烂漫地唱着一首童谣：“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斗，翻筋斗，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民众对当局的讽刺和愤怒都借着这么几句话明白流露，由此不仅能看到片中国民党军官侯义伯之后的命运，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去向也已经一清二楚。
中国人对时局有一种天生的观察和表达能力，这是几千年整个社会氛围耳濡目染熏陶所致。民间对政治和天数的敏感常会以民谣和童谣的方式来表现，传唱粗浅直白，听者无不知其意，但又具有隐晦曲折的特点，绝不在当权者手中落下把柄，这是对付文字狱而间接产生的民间智慧。《三国演义》里写到过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正是将董卓的名字拆开，来预言他自眉坞被骗去入朝必死，然而董卓一路听来却不解其意。中国人自古好说夜观天象，追寻天机来解释世事，其实说到底“天意”二字根本逃不脱“民心”所在，所谓四面楚歌溃散了楚霸王项羽的军心，也唯有此解。
和《乌鸦与麻雀》同时期的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天堂春梦》等，大都以浓烈的生活氛围表露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其中尤以《乌鸦与麻雀》将整个时局浓缩于一幢楼房里的隐喻来得最为巧妙。如果说片中的童谣意味着影片的政治取向，那么影片恰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童谣”，不同阶层民众面对的共同生活困境和他们最终团结在一起抗争到底的行为，意味着一个时代必然将在民众的迫切心情中结束。40年代战后的优秀影片，无一不流淌着豪情滚滚的时代洪流，无论是批判也好、抗争也好、控诉也好，还是反思也好，所有对战后时局的反映，无不意志坚定地指向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至今仍然鲜热滚滚的原因，它能令当事者看清自我，令后来者看到当时，而反观今时今日之中国电影，又令当时当代的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口述影像：“看那个时代有理想的一群”
因为“文革”的浩劫，父亲58岁就去世了，父亲那时候很可悲，即使导演了《林则徐》、《聂耳》、《宋景诗》等人物史诗片，但仍难掩没有创作自由的失落。父亲最怀念年轻时电影圈非常好的创作氛围，大家不管不顾地一心扑在电影上，那段时光的那些人是“很有理想的一群”。
陶醉于舞台之上
父亲出生于1911年，虽然祖籍和阮玲玉一样是广东中山，但他出生在上海，自小也在上海长大。我们家很穷，爷爷在虹口区天通庵路摆水果摊，那里是广东人的聚居地，爷爷就以微薄收入贴补家用。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时家里来讨债而还不上时就让他代替全家跪在堂屋让债主缓债，父亲那时候感觉很受侮辱，下定决心要干出大事业，所以思想也比较激进，初二就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从1929年到1932年他都陶醉在舞台之上，出演的是左翼革命进步话剧，从“南国社”到“左翼戏剧家联盟”他都是积极分子。
“电影候补皇帝”
1932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文艺工作者进入电影界，父亲进入“联华”公司，在那里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当时很有名的就是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父亲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父亲总说自己很笨，但是要笨鸟先飞，他非常勤奋，最好的见证就是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的经历。
父亲因为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像他这样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方面的研究真是不同凡响，在同行里都很罕见，这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父亲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译者之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介绍苏联的这一戏剧学派理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量与勇气，1937年他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二章在《大公报》上发表。
战后影坛一鸣惊人
演员是“精神作者”，而并不是单纯的写书，有实践的冲动，所以生理和心理调和起来就很困难。但父亲做得很好，他在当时的影坛是一位“非常干净”的演员，这一点在当时的电影界是公认的。
1947年，与蔡楚生共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了中国电影连映的最高记录。因为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父亲负责导演了所有的现场拍摄，因为蔡楚生导演方面很有经验，所以负责把关。父亲在拍这部影片时锻炼很大，也为后面独自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
《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赵丹、陈鲤庭、陈白尘、沈浮、父亲等几个人一起吃饭开始聊一些事情，结果就说出了一个剧本，主要由陈白尘执笔，父亲来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也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当时剧本写出后搞了一个比较晦涩的本子交上去送审，一边立即开拍，结果还是被审查当局发觉，下令要将拍过的胶片全部销毁。他们暂时停拍，但布景没有拆除，利用停拍的时间修改剧本。公司用一些报废的底片及删改的剧本送当局敷衍，而真正的手稿则藏在摄影棚上的旧麻袋包里。这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创作环境，但是这些勇敢的人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9年 “东影”初探新中国电影体制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诞生
1949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