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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莉齐的资料极少：
1847年7月8日出生。从未结婚。逝世于1926年6月8日。就这几个干巴巴的条条。她父亲有一次提到她在孩子时奇怪地发抖。亨丽埃塔留下过几句话，暗示莉齐“反应慢”。休想，这就是中伤之源。他几乎是带着愤怒，马上否定了那些话——莉齐自己的日记就反驳了上述的任何说法。此外，他也相当清楚同胞之间的竞争，因此也明白这些话的正反含义。
有一本书提到一件很奇怪的事。1866年（休记得，是她记日记的后一年），她拒绝接受坚信礼。她对教理问答不予理睬，转头告诉她母亲“我不太想听这些”。在同一年，她宣布从此把名字改为“贝西”，不再叫“莉齐”。真是奇怪。她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样做的吗？还是经历了某种危机，某种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得她想彻底改变自己？而4年后，就在亨丽埃塔和一个叫利奇菲尔德的男子结婚前，她似乎一下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她独自去了国外。那之后，在家族史中就很少再提到她。
休心想：她的观察有多大的可靠性呢？她是否是一个过分热衷于想像的维多利亚式少女呢？她是否过分依恋她父亲呢？是嫉妒艾蒂吗？但有些事情很清楚：她是一个具有反叛意识的假小子，对生活充满了渴求——但根据她自己的记述，她也很害羞，多疑，喜欢躲在背后。她还是一个侦察员——怎样的一个侦察员啊！——不知为什么，休突然有种要保护她的想法，想站在她一边，反对她那完美的姐姐，她难以理解的母亲和她深爱却专横的爸爸。
对于困扰达尔文晚年生活的疾病，她当然是了如指掌。他查了一下索引，浏览了相关的一些章节：全部记录在案，有令人怜悯的一次次的精疲力竭和恶心、眩晕和头疼、乏力和失眠、湿疹和焦虑。他身上有太多的各种症状，没有任何一种病能完全解释得了。有人解释说他患的是恰加斯病，是在南美时被一种锥虫咬了后感染所致。对于这一片段，达尔文有过极为详尽的描述（休作了一个笔记：1835年3月26日——吸血猎蝽寄生虫）。但是那些症状与之不符。达尔文在阿根廷的确患了一种令身体疲软无力的病症，但那是在那次众所周知的咬伤之前，而不是之后。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的病是源于身心失调。一位叫珍妮特·布朗的传记作家认为，它们似乎是悲伤、愧疚和恐惧——“某种深植内心的、害怕被暴露出去的恐惧”——的综合结果。但是在他生活中有一个什么样的秘密？他担心被暴露出去的可能是什么？
休的思绪被罗兰打断。
“还有半个小时就关门。”
“罗兰，你们有莉齐的什么信件吗？我可以看看吗？”
“恐怕没有。”
“一封也没有？”
“不，有一些。但预留给别人了。有人打电话预订了。”
“其他人？”
罗兰连连点头。“你看，我是不能随便讲的。管理员不准泄露有关他人的研究。就如维加斯所说：发生在这里的事，不得外传。不过这一巧合只是太让人吃惊了。”
“什么？”
“好久以来，没人对伊丽莎白·达尔文感兴趣。而就在前两天，像你一样，一个年轻女子来到这儿，想要了解关于她的所有资料。她也是一个美国人。”
“她叫……是贝丝·达尔西默吗？”
“哈，那么你认识她了，或者是了解她吗？”
“我认识她。”
“那我真希望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她的确很迷人。”
在回去的路上，休心想，贝丝研究的会是什么，她又为什么那样秘而不宣。而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一样地保守秘密。但问题就在这里：他有要隐藏的东西，那么她又隐藏了什么呢？
他在霍克斯黑德酒吧停了下来。那里闷热潮湿，乌烟瘴气，而且非常吵。当他走近酒吧时，他注意到有一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他看上去很像在哈佛念书时的卡尔——瘦削的背，卷曲的黑发刚好齐衣领长。休感到一阵熟悉的迷惑与空虚和良久的令人麻木的痛楚。
他拿着啤酒找到一张桌子，没有理睬一个头发灰黄的年轻女子抛来的媚眼。他喝完一品脱后又要了一品脱。酒精下肚后，痛苦开始减轻了一点。他放松下来，任自己的思绪又回到在安多佛的日子。
事实上，当他被开除时，他并没被压垮。恰恰相反：他还暗自窃喜和兴奋。这一事件使所有一切都达到了一个极点。他去那个学校上学，不过是步他哥哥后尘而已——卡尔是如此优秀，他们希望弟弟也同样有出息——而跟往常一样，他并没有资格和他比。但这事——这事与成功没有两样，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它也同样是一大壮举，不过是倒了个个儿。那条顺利的道路不是为他而设的。他是一个叛逆者。那天上午，他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校园的一张长凳上。他曾听说华兹华斯小时候在湖区时也曾这样刻过名字。
“休，我的天。不可能吧。”当卡尔第二天打电话到寝室看他是否被逮住时，休只好给他说了发生的事情——宿管去找他，闻到他出气有酒味，于是立即报告了学生部主任。他完了。卡尔在电话里叫苦不迭，因为他肯定觉得自己有责任。他到安多佛来庆祝休拿到哈佛录取通知书。两人偷偷去了一个酒吧。卡尔过来和他一道乘火车去康涅狄格。真难说是谁在安慰谁。他们要一起面对他们的父亲。父亲并没有特别地生气。但是从某方面来说，那更糟糕——他似乎指望休失败。他生气的是卡尔。
当休离开酒吧时，雨已经停了。他走回租赁房，看到房东太太在门下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布丽奇特来过电话——要他打回去，无论多晚。他于是到大厅去打电话。
“休，谢天谢地。”
“什么事？”
“听着，我想过了。我们得见见面——我不想听你说不行。”
“好吧。但告诉我为什么。”
“见面时给你说。明天中午，行吧？圣詹姆斯公园？离圣詹姆斯宫最近的入口处……休，在吗？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在。”
“那你怎么说——愿意见我吗？”
他顿了一下，就一瞬。
“我去。”
第九章
1865年2月7日
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今天到唐豪斯来度周末。像往常一样，他的来访总是突然地造成一种危机气氛。甚至在客人还没有到来之前，爸奇*书*电&子^书爸就开始结巴了——像他经常在华莱士先生面前那样。我想，这是可以料想到的，因为爸爸对任何社交活动都反应过敏。而在这种情形下，华莱士先生的正当要求——申明自己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就更要
加重他的病情了。
听他讲（三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当他在划分摩鹿加群岛的济罗罗岛上两个敌对部落间的无形界限时，他就想到了这个理论。他患了疟疾，躺在一间茅棚的草席上。房屋两旁长着一排排的棕榈树。这一观点在他脑中突然变得非常清楚。像爸爸一样，他也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作品的影响。他推想，疾病，战争和饥馑往往会制约一个民族，而使这个种族不得不自我提高，“因为每一代人都这样，弱者必然被消灭光，而强者得以保存下来。”
华莱士先生个子很高，有些儿冷漠超然。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在摩鹿加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野蛮人中游历8年后，对英国社会已不太适应。我看到他身上有种钢铁般坚韧的东西。他让人很难捉摸，并在我心里激起了某种隐约的感觉。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法解释，因为他对爸爸和我们全家人总是那么友善和敬重。艾蒂从他的举止中看出他出身低贱、庸俗，因此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却总觉得，迅疾、狡猾如他的某个标志性物种，仅凭本能就能占据上风得以存活。
他和爸爸在商谈时很是热情友好，看上去也非常得体。但我知道，他们间的关系也不乏紧张。爸爸第一次回复华莱士先生那封勾勒出那一理论的著名信件后，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而当他终于收到来信时，他非常不安，一个人在书房读完后，一下把它扔到壁炉里。我敢这么肯定，是因为我随后进去时，看到它正在火里燃烧。
为了这个周末不那么紧张，爸爸还邀请了其他一些客人，包括赖尔先生和赫胥黎先生。赖尔先生性格有点儿阴郁，说话声音很小，必须要竖着耳朵才能听见。但我最喜欢赫胥黎先生。他最有趣，精力旺盛，而且反应快，表情生动。他是爸爸最忠诚的护卫者，称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牛犬”（虽然我觉得他更像一只捕狐犬）。有时我觉得他像一个革命将领，像博物学上的一个拿破仑。他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教会和打着纯理论旗号的科学研究的军事战役。
客人们到的时间早晚不一。康福特为了接他们，可累坏了不少马。妈妈打发艾蒂、伦纳德和我下午到伯祖母萨拉家里去，免得碍手碍脚的。我们回来时差点没赶上晚饭。赫胥黎先生对自然科学的大加赞扬使得谈话非常活跃。他还宣布说，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关于大自然壮丽景致的教育的人来说，漫步于乡间那“充满着瑰丽艺术品的长廊中，十有八九都不过是面壁而立罢了”。
接着，他又描述了最近人们对爸爸的理论的攻击，以及他自己迎击那些批评的努力。听他说，他的反击大获全胜。他说，在伦敦各大俱乐部的闲谈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达尔文主义。当他说到这点时，我忍不住偷偷往华莱士先生的方向瞟了一眼，看他对这话有何反应，因为有时我很想知道他是否会心存嫉妒。但他的脸上只是一副沉静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这能确保该理论的任何细节都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想冒昧说一句，自然选择这个词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很精确，但对于大众来说则可能有误导性。”
听到这话，爸爸猛地一挺身坐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