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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全文)-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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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的人物。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其祖父调卫燕京,其父移家至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李三才生于北京,登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户部主事。李三才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曾与南乐(河南南乐)魏允贞、长垣(河南长垣)李化龙相约立志,一定要为国为民干出一番事业。
  在户部,他与同僚顾宪成、赵南星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还共同参与《万历会计录》的编纂,这些对日后他与顾宪成等人形成某些共识不无关系。李三才对顾宪成十分尊重,他说当初自己“少年寡识,间尝嬉戏”,顾宪成对他“事事提驚,时时惊觉”,常正色劝戒并勉励他努力学习,建议他先熟读诸子百家,潜窥古人检身之精,再博览诸史,历观古人康济之略,因此他认为顾宪成“名为益友,实则严师”。后来李三才被谪离开吏部,顾宪成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被削籍,然而三十年中,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顾宪成逝世,李三才亲作祭文以表哀思。
  万历十一年(1583年)阁臣张四维、申时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金榜题名而舞弊科场,御使魏允贞上疏抗论他们“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之覆辙。明神宗非但不追究张、申的行径,反而严旨切责魏允贞,并将他降为外任。李三才为此鸣不平,上疏为魏允贞辩护,也被贬为山东东昌府推官。这件事使李三才在朝野声誉鹊起。不久又升他为南京礼部郎中。恰逢魏允贞、李华龙、邹元标也在南京任职,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探讨国计民生之事。以后又调回山东任佥事。在山东任上,他治尚威严,深得民心,二十年后老百姓对他仍思念不已。再到河南任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寺少卿。李三才自万历二年(1574年)“束发登朝”以来,至此已为官二十五年。他阅历广泛,经验丰富,对地方民情有深入的了解;与那些迂腐、循规蹈矩的官员相比,李三才则显得机智而有魄力。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李三才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凤阳等处,三十年(1602年)三月,总督漕运,仍兼凤阳巡抚,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为左副都御使,照旧任事,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加户部尚书。所谓“凤阳等处”,指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今合肥市)、凤阳府四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和该地区的一些卫所。漕运是明廷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因此总督漕运是一项重要的职务,万历七年(1579年)以后漕运总督还监管运河河道。李三才坐镇淮安,人称“淮抚”。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搜刮民财。李三才所管辖的地区,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千里之内,自北而南,“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龙”。他们雇用一批地痞无赖,伪造印符,所到之处如同抓捕逃犯一样,并且公开进行掠夺。其中以陈增尤为横行猖獗,甚至还多次侮辱当地的官员。李三才对这一弊政深恶痛绝,他不惧权势,坚决予以抵制。他采用机智的办法,买通狱中死囚,让他们将陈增的爪牙说成是自己的同党,然后一一将其捕杀。这种隐蔽而有效的制裁一直持续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增死为止,沉重地打击了陈增的气焰。据说陈增每次见到李三才,畏于他的威容正气,“汗必沾背”。安徽歙县人程守训,花钱在朝中买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的官职,充当陈增参随,为虎作伥,却唯独惧怕李三才而不敢到淮安来。李三才上疏奏劾他,得赃数十万两。程守训被铲除,远近人心大块。 

  对矿监税使年复一年的大肆掠夺,朝中官员不断有人上疏反对,其中以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所上《请停税矿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神宗:“皇上爱珠玉,人也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他还说,“四海脂膏,横填帑藏”,实乃“国家所以受病之势,与国家所以致乱之机如此”。言辞激烈,如同声讨之檄文,为当朝臣子中所仅见。疏上之后,神宗置之不理。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重,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下诏罢矿税,第二天却又好转,急忙追回成命。李三才又上疏陈述国事将危,请亟下前诏,但神宗根本不听。
  大运河清口一段(今属淮阴市)河水干涸,漕船不能通行,李三才建议挑浚建闸以输运道。工程预算需要二十万两白银,靠朝廷财政拨款难以申请到,于是李三才请求将漕粮留下,暂时以济大工。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极力反对。万历三十七(1609年)年二月,李三才只好称病离职,神宗立刻批准。而朝中正直官员如淮扬巡按御使崔邦亮、巡漕御使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使史学迁、袁九皋等纷纷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但神宗不予理睬。皇帝不更改决定,李三才不得不离开淮安到达徐州。他上疏催请新官接任,却没有人到任。正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被侍郎谢杰所代,谢杰又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神宗命李三才仍供原职,等待接替者到来,大概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以后一直没有派人来。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孙生,神宗一时喜悦,下诏撤并矿监税使,“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而实际上却没怎么贯彻落实。李三才认为内阁首辅沉一贯推行不力,上疏指责神宗“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说沈一贯顾虑次辅沈鲤、朱赓与其争权而阻止新政。神宗看后大为震怒,严旨切责,罚李三才官俸五个月。三十五年(1607年),派驻在仪征的税使暨禄死,李三才又请尽撤天下税使,神宗不听,又命扬州的鲁保兼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里居的顾宪成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一时间退居林下的士大夫闻风响附,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朝中政治倾向相同的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名声大震。李三才与顾宪成的友谊由来已久,彼此对对方的人品、学问和才干都深信不疑。李三才上疏劝戒神宗,不要因诸臣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永不听用,希望重新起用顾宪成等人,对此神宗却不置一词。
  淮、扬地处南北要冲,过往宾客仰慕李三才的盛名,纷纷登门拜访,李三才也倾心结纳;因此他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史称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如他所用的吏员都是有才之士,为了避免手下官员贪赃纳贿,他于常俸之外,尽量给予补贴,这方面他不惜遣赠成百上千的银两。之所以有如此财力,在于他不卑货殖,擅长经商,精于运算,因而获利甚丰,为此很多人愿意追随他或与他结交。在位之时,行事如“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因此士大夫都十分推崇他,被誉为“豪杰而有圣贤之资”,有识之士认为,假使予以大任,治国未必不是管仲、乐毅之才。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内阁缺人,有人建议不应该只用翰林出身的词臣,也应该选用外任官员,目的在于推戴李三才进入内阁。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从本院官员中内选。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绩突出,功高望重,两个职位都有希望被选中。于是围绕李三才进入内阁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浙党人士工部主事邵辅忠、给事中刘时俊、御使徐兆魁、乔应甲等死力相攻,极力阻止李三才入选,诬劾他私藏白银数百万两,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数了“贪、伪、险、横”四大罪状。李三才一反官员受劾自当辞职的惯例,“盛气陈辩,不自引去”。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激烈争论,保举李三才的官员以绝对多数压倒反对派。这时久居林下的顾宪成也写信给李三才,寄厚望于他,认为他“有大才,最能办大事”;并说,就目前的时局看,“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他寄书内阁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书孙丕扬,为其洗雪怨枉。与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吴亮(吴中行之子),为了加强李三才入阁的声势,将这两封信公开誊抄在邸报上,并派人递送到在京的各个衙门。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派见信后大哗,他们又开始攻击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指责顾宪成出位建言,遥执朝政。徐兆魁上疏诬告东林于浒墅小河之上私设税卡,征收船钞,为书院聚敛资金;而且讲学时必谈时政,还时常干预地方官员的决策。至此,李三才入阁之争发展成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派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继而乔应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贪五奸”之罪。在这种情况下,李三才为了顾全大局,平息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动离职归乡。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对此竟也不置可否,这位风云人物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李三才离职之日,淮、徐一带的百姓,万民塞巷,老幼哭号相送,以至轿乘不能行进;及至登船之时,人们又夹岸号泣,甚至夺缆不让船行。李三才走后,淮、徐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于祠中,朝夕走拜不绝。李三才为官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官不做了,麻烦却远没有终止。
  李三才落职回籍后,也效仿顾宪成,在家乡通州创办双鹤书院,自己也讲学其中。张家湾地处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奥援,过往探访他的人很多,以至车马填溢街陌。御使孙居相再一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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