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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傻厍陀μ旄斓龋钩⒌纳莩尴严窒笥兴樟病Ｔ谒母母镏校郧宀樘锬渡谱钗拼蟆Ｇ逭商锬兜拇胧┒杂诔⒈冉先孀既返卣莆杖亩钐铮黾硬普杖肫鹆嘶饔谩Ｍ蚶拍辏�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从而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使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得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他逝世后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才得以平反，复官追荫。
在张居正一系列兴革举措中，他对北京贡院的修葺扩建的扩建较少有人注意。
贡院在北京城东南隅，本为元朝礼部旧址。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改为贡院。因当时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四周围起先是用荆棘围成的墙。大门五间，称为“龙门”，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东西两旁则是低矮的考棚，又叫“号棚”，贡院的四角还有瞭望楼。贡院里的监考很严，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考试的答案或提纲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待试题发下来，明远楼上响起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因当时还没有钟表，就以点香为计时。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佈彩庸僭蔽刺岱朗钡求｛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 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门朝南向，门前立有三个门坊，左边的门坊称“虞门”，右边的称“周俊”，中间的称“天下文明坊”。内有两道重门，左右各一，以备稽查。再进去又有一道龙门，实寓“鲤鱼跳龙门”之意。穿过龙门直甬道，则是明远楼。在贡院的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监察之用。自东向西共有号舍七十区，每区有七十间。将号舍原来的木板屋改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再往北走，中间为至公堂。堂分七楹。至公堂以东有一间供监察之用，再往东有三间供弥封试卷以及供给的场所。至公堂西面为对读誊録场所，共两间。至公堂后面为燕喜堂，有三楹。自东向西，有室凡十六楹，供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有二十三间经房相连，供同考官居住。
万历的这次贡院重修，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春试和秋试，直至明亡，贡院都未再大修过。清人入关，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京师的科举考试仍然在明代贡院原址上进行。只是明代建的三个门坊分别改名：中门改为“天开文运”，东门改为“明经取士”，西门改为“为国求贤”。到了雍正时期，贡院有所修补。乾隆年间，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还亲自去视察，并留有：“从今不薄读书人”的诗句。清末废除科举，贡院改作他用。近几十年，随着北京城的发展，现在的贡院只剩下被改造过的两个四合院，均已破旧不堪，与四围的中国社科院以及供富豪居住的“贡院六号”等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胡吉勋）
在北京城周围，明人的陵墓众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贽墓。三百年来，沧海桑田，李贽墓也历经风雨，几经迁移，但终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保存下来了。
李贽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晋江，而他最后选择北京通州作为人生的归宿，说到底，与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思想家，李贽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李贽却对孔孟之学及后世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个封建时代，可谓空前绝后；同时，李贽还对许多历史问题，作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评价。由于被统治者和道学家们视为异端，李贽四处不得安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此时他已75岁。
李贽这次是从河南商城的黄蘖山而来，奉同他前来的是通州人马经纶。1600年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麻城龙湖，准备在那里以终天年。而麻城的反对者对他的归来，非常恼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们纠集人众，以维护风化为名，捣毁了李贽的芝佛院。李贽只好逃往黄蘖山的朋友处。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马经纶来到黄蘖山访问李贽。马经纶本想在武昌为李贽建一安身之所，但后来考虑到武昌也是恶人聚集的地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到通州时，李贽已是病魔缠身。连年的东奔西走，风波险阻，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躯，就更显老态。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满乐观。面对病魔，李贽还是李贽，还是那个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会轻易倒下。马经纶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贽在马家一边养病，一边仍旧读书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这一易学著作的最后修订，这是他一生无数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书。
通州，原不是李贽心目中的终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黄安作为归宿；黄安不成，改为龙湖；龙湖不成，不得已来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认定了通州，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百年之计，就在盘山了！”事实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就是李贽。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贽自感来日无多，便写下了《李卓吾遗言》，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
也许，命运之神不允许一位斗士就这样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许，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击一次醒世的警钟。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1602年春天拉开了帷幕。
万历三十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