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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中的居民将通州粮仓内的粮食搬入城内，每搬两石居民自己可以得一石。第二天，粮仓仍然有很多的粮食搬不完，又命令京城的居民搬进来的粮食都归自己。但是，粮食还是搬不完。最后，只得一把火将粮食全部烧光，以免落入敌人的手中。这件事对于后来的官员们触动很大。一直有一些人要求将通惠河疏通，让运河上的漕船直接到达京城。张璁对于这样的想法非常同意。他否决了另外一名大臣桂萼疏通三里河的建议，而认为疏通通惠河的操作性更强。他说：“通惠河全长不过五里，落差不过五尺，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修建闸门，就可能使漕船的运输直达京城。”在他的主张下，巡按御史吴仲成为河道疏通的总指挥。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通惠河疏浚工程完成。吴仲为此还专门请求朝廷对管理通惠河实施一些必要的日常维护措施，并撰写了《通惠河志》。从此，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可以从通州水运直达京城，解决了京城运粮的困难。
然而，张璁当政期间的政绩并不能掩饰他的跋扈。嘉靖八年（1529年），张璁因为与首辅杨一清的矛盾而被皇帝命令他退休。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7年）。先一年张璁因病请休，回到了浙江永嘉。可是嘉靖皇帝还是想念他，派锦衣卫的官员带着圣旨去浙江永嘉催他回朝。这一次，张璁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了。他在途经金华府的时候因为病情太重而无法成行。三年之后，张璁逝于家。消息传来时，嘉靖皇帝正好在自己登基以前生活的安陆（即今湖北钟祥县），睹物伤情，更是伤悼。 （陈时龙）
通惠河是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由通州入北京的一段，在从修成到停用的数百年时间里，对沿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它的修建与维护，费尽了许多的周折，也留下了许多涉及北京城的故事与传说。
作为人工开发的运河，是一种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世界各国均重视运河的开拓。中国的运河建设也有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正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 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开凿至今，经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运河路线随着历代京都的改变和黄河的改道，曾几经变迁。
京杭大运河最早源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此举疏通了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要依靠江淮。公元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以后陆续修浚各河段，到公元610年，开通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至此，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等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以后历代又有修浚。
到了元代修浚完工的大运河，全长三千多里，可分为下列各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杨州运河；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其中，运河南部的水段因水网密集，水源丰富，故能长期保持畅通状态，对促进沿岸经济发展。例如扬州运河一段，起自清江浦至瓜州古渡入长江，长170余公里。这是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明清时期来自徽州和山西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聚居在扬州以及淮安河下，竞相建造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成为当时比较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相比之下，北方段的运河因为水源的缺乏，再开通和维护方面的成本要高得多。如通惠河，它的修建和维护便经历了许多的波折。
历史上关于通惠河的修建和维护，有两人值得一提。最著名的就是元代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太祖出兵攻破金中都城，建成元大都，就碰到了漕运所需的水源问题。当时运河只到通州，由通州至大都一百余里路程，需要通过陆路运输。每年陆运若干万石官粮，风霜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水利专家郭守敬因而受命修浚通惠河。他取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水，沿西山集纳多泉，汇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建起自建德门水关入大都城，穿积水潭，经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出崇文门，至八里桥西向东南折，经今通州西火车站、农印厂、车里坟、东小马庄，至土桥村又南折，至今皇木厂村南入白河的运河，全长一百六十余里。为解决水位差异的问题，他采用“提闸过船”法，在其间建闸二十四座。通惠河修成后，无论是从会通河来的内航漕船，或者从天津港来的海运漕粮，都可以通过通惠河直达积水潭，最高时可达到年350万石漕粮的运力。而积水潭也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元世祖自上都回，见到其景，遂定名为“通惠河”，此名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郭守敬，明代嘉靖年间官员吴仲对通惠河的疏浚，在历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吴仲修浚通惠河的背景，与明代北京城的重建有关。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粮饷供应仍依靠漕运。永乐时期在元大都的遗址上重建北京城，规模比原来更为宏大。但由于修建过程中，向南扩张，将原来位于大都城外的通惠河包入城内，这使得原来可以由通州直抵积水潭的航段不能再用，故将这一段航道埋入地下，成为暗河。漕船开至城东东便门，便不能进入。明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在今东便门外修建大通桥，成为通惠河新的起点，所以明代的通惠河也称大通河。但由于水源等问题，通惠河并不畅通。故明初大运河的漕粮至张家湾停泊，由陆运至京仓。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诏平江伯陈锐等疏浚通惠河，虽有所成效，终因水源不足，且河道狭窄，试用两年后，河道又浅涩如旧，不能顺畅通行。其后政府多次议修，都不太成功。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客观的水源问题等，还受到许多的人事牵制。
历代朝廷的水工水事很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河务与漕运。明清时人们常把这两个部门与专制权力把持的另一领域：盐政，合称为“河漕盐三弊”，而河漕二弊尤甚。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与一般封疆大吏相比算是油水更多的肥差。这是因为漕运则事关统治命脉，当时的经济中心常在东、南，若无漕运不能东粮西运、南粮北调，朝廷就无法维持。所以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在这件事上也最肯花钱。因此，若通惠河不能完全疏浚，这由通州至北京城这一段，漕粮经由陆路运输，将花费甚巨，经事的人可以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这也是明前期通惠河疏浚总不能奏效的原因之一。
明代对疏浚惠通河真正取得成效的是嘉靖七年（1528年），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修治的那一次。吴仲，字亚甫，江苏武进人，正徳十二年（1517年）进士，曾官至南太仆寺少卿，著有《鸿爪集》。嘉靖六年时，担任巡仓御史的吴仲上疏，认为历代漕运都能直抵京师，没有像当时那样置于五十里外的。他在疏中分析了通惠河重新疏浚的必要性。他称此前通惠河虽屡经修复，但都为权势阻挠，未能成功。此时通流等八闸遗迹仍在，就此修建，不会花太多功夫。一旦修成，每年可省车费二十馀万。但当时由通州抵京的五十里陆路运输，经手的人员能从巨额的赀费中渔利，他们并不愿意改变现状。于是，在吴仲上疏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传开。吴仲受到了极大压力。而且，嘉靖六年时的议礼红人、担任礼部尚书的桂萼言也称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好在时任首辅大学士的杨一清认为若沿旧闸行转搬法，能够节省运军劳费，应果断施行。极力支持吴仲的提议。
通惠河的疏浚工程在第二年春开始，由吴仲主持其事。到六月份，已修浚完成。修浚过程中，吴仲针对水资源短缺的情况，采取“舟车并进”的措施。首先把码头从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改原旧土坝为石坝，省去从张家湾至通州的四闸两水关。在通惠河上只保留使用“五闸二坝”，其余闸坝尽行废弃。粮船不再过闸，漕粮由人工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依次办理。另外对闸坝管理也做了改进。又将大运河北端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如此，自江淮漕运至白粮须于石坝码头大光楼验收后，转搬运至通惠河驳船上，再驳运至北京城内粮仓储存，便出现里外漕河之分，将通惠河称之为里漕河，而白河称之为外漕河，渐分别简称为里外河。通惠河疏浚完成的当年，漕运所费才七千两，运粮二百万石，节省脚价十二万两。
事成后，吴仲上疏陈五事，提出需要对河段随时维护、应委任专人管理等建议。嘉靖皇帝见到先朝屡经勘行而未能成功疏浚工程，在吴仲主持下不到四个月就已经完成，非常高兴。河成之日，与辅臣一道登舟游赏，作诗助兴。并赏赐吴仲财帛金银。后来将他升为处州知府，将一道参与工程的何栋擢为右通政，仍管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