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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他说。
“您是谁？”
“我是儒贝尔大夫。您这是在布洛赛医院。”
“在一家医院里？”
“对，卢卡斯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送您来的那位先生对我讲的。”
“迪尔曼先生吗？”
“对。他等了一会儿就开车走了。他必须去赴一个约会。他会再打电话来。您在他的车子里……”
“是的。”我望着儒贝尔，“现在几点了？”
“晚上九点，先生。您昏迷了……一段时间。您被送来后，我给您注射了一针。对付……对付那发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对不对？”
“一切。”
“您认为您能站起来吗？”
“我不知道。”
“您试试。”
我试了试。好像我脚里从没疼过似的，好像我从没发过心脏病似的。儒贝尔大夫微笑地望着我。他也站起来了。
“这太好了！”
“对，”我说，“太好了。”
“卢卡斯先生，这可不是您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我迟疑。
“您别担心，我保证保密。”
对这位医生我马上就有了信任。
“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有病。我看了他开给您的药。当我们抬您上来时，药盒子从您的袋子里掉了出来。今天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
“最严重的，大夫。”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他说，“那么……”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他说。
“是的。但我还是感谢您。我非常感激您，德贝尔大夫。”
“您说过您能忍受真相，先生。好吧，这就是真相。”
“您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一个字？”
“这我发誓。”儒贝尔大夫说。
13
“庄严”酒店的门卫给我一个消息。
“请您马上打电话给迪尔曼先生。”
“谢谢。”
我上楼去我的套房。这天夜里也非常暖。我在客厅里坐到电话机旁，要求接通“卡尔顿”酒店。那里帮我接通了迪尔曼。他的声音听上去困惑不解：“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跟警察局长约好了。医院里说，您的事可能会拖得很长。老天，怎么回事？”
我笑。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是这里的炎热。今天来回跑得太多了。小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不足。”
“实情真是这样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实情！儒贝尔大夫为我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我拿了药。得防着点太阳。别的我完全健康。”
“肯定无疑？”
“您不相信我吗？我向您发誓！”
反正儒贝尔大夫向我起过誓。
“那好吧，您别再恼火了。无论如何我是放心了。在我的车子里真是可怕。”
“这下您又可以彻底放宽心了。”
“是吗？好吧，我放心了。”
我想，最好是赶紧再谈起我们的生意：“我没有能够回答您的建议，亲爱的迪尔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处境，您为此受罪，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从我身上看得出来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听天由命。
“对，您这人太正经了，不会喜欢这种事。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让我非常抱歉。我也有我的使命，跟您一样也有一颗良心。您请求我的事，我不能做。跟克斯勒谈论此事也没有意义。他绝不会同意这种事。”
出现一阵阵长长的静默。
“迪尔曼先生！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
“不错。那是一个尝试。处在我的处境必须什么都试试。我能想得到，您不会……”迪尔曼叹息一声，“糟糕的是我看得见，一切将会如何结局。”
“如何？”
“肯定不像您或我希望的，卢卡斯先生。”他悲伤地说，“而是像上面的那些大人希望的，是的，可能是这样。像不同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我预见得到。为此我将以我的努力取得成就。一种我憎恶的成就。而您，先生，您将……咱们停止吧。每个人都必须做他必须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啊，我支持……
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还有。
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