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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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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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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