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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天天审讯。李跃和口供一致，他否认有人“操纵”。在狱中，他曾耳闻邹云龙的惨叫，因为邹拒不“认罪”。
他曾目睹杨杰拖着被打伤的躯体，在放风时偷吃喂猪的红芋藤。杨杰也和李跃和一样，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四两粮食和
九分钱菜金。
这个时候的李跃和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他没有痴人说梦。他表现了一个诚实青少年应有的品质。他是中国真正的
“红卫兵”。
记不清这是第几十次审讯了，主审是“支左”部队的一个排长。烧鸡、狗肉、口子酒，还有两盘热炒，只要李跃和
按照专案组意图招供，马上就“慰劳慰劳”。饿。他饿。已经头晕眼花。但李跃和流着口水也流着泪水。诱而不供，他
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卒”。
虽然罪证一无所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九。二九政治谋杀案”还是于1970年春天结案定论了：
“杨杰，淮北市副市长。1938年混入革命队伍，冒充共产党员，抗日战争中与日寇勾结，叛变革命，充当内奸。
“邹云龙，中共淮北市委常委、秘书长，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向敌人屈膝投降，并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
“朱布，淮北矿务局局长，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个死不改悔的
走资派。
“以上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杀害高心泰、王振林二同志。是' 九。二九严重谋杀事件' 的首犯，
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因此，依法判处杨杰、邹云龙死刑，立即执行。依法判处朱布无期徒刑……”
“支左”部队首长、市革委会主任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在我们淮北打响了！这是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乱放风，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营人命。屁话！这是屁
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管。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我是打仗出身。杀人从不
手软。告诉同志们，杨杰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
幸好还需要审批。
当省革委会派员前来复查案情时，那个“首长”表示极大的反感：“复查个熊！那不是对我们不信任吗？”
省里来人还没住下，宾馆大门口便出现了两条显赫的大标语：“谁为' 九。二九事件' 翻案就是反革命！”“谁为
' 九。二九事件' 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 布区所有的大喇叭都重复播放着批斗杨杰、邹云龙、朱布等人的实况录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复查，只能秘密进行。连向省里汇报情况的电话都打不出去。
阅卷。除去编造的痕迹，并无实质性证据。
提审李跃和时，他详细介绍了案件经过，证明此案确与他人无关……
但当省里来复查案件的两位同志找到淮北市那位首长交换意见时，他竟然跳了起来：“这案不能翻，也翻不了。告
诉你们，听不到枪响，我决不离开淮北……”
僵局维持一年多。后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促下，省革委会又重新组织复查，终于弄清所谓“九。二
九政治谋杀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假案。
但李跃和被定为“九。二九惨案”的“杀人首犯”，判处死刑，同案张冬判死缓，判刘江有期徒刑15年，判袁大头
有期徒刑7 年。
最后，李跃和没有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建议“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罪犯已经服刑十年的事实，刀下留人。”
死刑改为死缓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在狱中干得很好。他利用废旧器材改制电机断相保护装置成功，在我国还是一个创举。《电器时代》发表了他的
论文。该项革新和他的另外两项成果同获安徽省两劳系统科技成果三等奖。奖状、奖品、奖金。他是监狱的有功之臣。
他的死缓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又减为有期徒刑11年。这些年，他走完了人生的多少路程？
“九。二九”悲剧整整演了10年才煞住满台锣鼓。“九。二九惨案”和“九。二九冤案' 嘟是在”革命“的名义下
制造的。冤案是惨案的继续，甚至比惨案更惨。时代的悲剧在淮北演出的这一幕太沉重，太沉重了！
第二十一章 盖棺定论 毛泽东放逐红卫兵
离乡北井 老三届踏上下乡路
从1967年7 月中旬到9 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
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指示。他试图把无法无天的状况往
回拉，使“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的秩序内。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对各地的武斗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各地造反派和解放军指战员纷纷举
行盛大集会，各地也开办了学习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学习班。
造反派和红卫兵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注意，不敢再提“以我为核心”了。“大联合”开始成为新的时髦语言，两
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最重要的是各地开始解放干部，大批被整得焦头烂额的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随后，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个“重要指示”称：
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一年
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3 个月，全国文化大
革命有了很大发展。
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对席卷全国的武斗，毛泽东承认这是很棘手的事。他强烈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两派要互相少
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要求大同存小异。
针对群众造反组织乱抓人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
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对于干部，毛泽东表示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
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要团结教育他们。一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
出来。
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第一次向他们泼了冷水：对红卫兵小将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
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7 、8 、9 月全国的“内战”激烈，各地的党政大权在造反派组织中频繁易手，对“天下大乱”，毛泽东也
深感难以驾驭。他认识到，这种“大乱”如果持续下去，必将使其失去民心，也必将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想，
所以，毛泽东的讲话意在坚持全面夺权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具体的混乱和错误，然而这是相当矛盾的作法。
虽然这番话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以“左”倾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
在总体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这些错误又被江青、康生等人加以利用和发展，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问题。
在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威严下，各地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1968新年来临之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胜利》。社论说：“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重要标志。”
1 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发的《文汇报》且月1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这篇
社论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及派性在当前的各种表现，并把搞不搞派性上升到是否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
1 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北京针织总厂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的长篇报道《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
群众围剿派性》。这篇报道对全国产生了很大震动，去北京针织总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 月26日，《人民日报
》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干扰毛主席伟
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
党报党刊对于派性的严厉谴责和上纲上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围剿派性的斗争。各地区、各行业、各系
统纷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敲锣打鼓向省、市革命委员会报喜，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已基本建成，只
有新疆，西藏、广西等少数几个自治区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
然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气氛却截然相反。
1968年3 月，由聂元梓一统天下的北京大学，逐渐蜕变出多个反对聂元梓的小组织，最大的是以牛辉林为首的“井
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愈演愈烈。
3 月17日，“井冈山兵团”的武装战斗队抄了北大工人刘宗山家，并在煤场附近挑起武十，还绑架了“新北大”广
播台的人员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