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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
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1967年元月1 日
从整个《通告》内容来看，这个“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年轻一代希望恢复正常的
党内生活、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纠正“左倾”路线呼声的反映，也表达了干部子弟对“文革”以来危及他们父辈地位的
这场“天下大乱”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上到下在全国把干部子弟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并试图扭转“文
化大革命”的强大力量。
显然，这在当时情况下，是极不现实的作法。且“联动”逆“文革”的潮流而动，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
革小组，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联动”公然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的作法，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1967年1 月4 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许多所中学的平民红卫兵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
对“联动”进行讨伐。由于“联动宣言”中包含了很多轻视工农、轻视民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被平民子弟驳得
十分狼狈。
此后，“联动”成员因力量单薄，常遭围攻、谩骂和殴打，无处发泄的“联动”成员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疾
驰，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如八一学校、北京小学、育英学校等校中，“联
动”由于与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时常发生冲突，正常的教学秩序已不复存在。图书馆被捣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
椅板凳被拆卸，双方甚至以教学楼为依托构筑工事进行武斗。
各校“联动”红卫兵组织常常结伙捣毁对立组织的总部。虽然“联动”人数较少，但其成员胆量大、能量大，已成
为扰乱北京“文革”进程不容忽视的力量。
1967年1 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下决心消灭“联动”组织。1 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
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 联合行动委员会' 、' 西安红色恐怖队' 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接着，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校红卫兵的配合下，中学红卫
兵组织在蒯大富、聂元梓的带领下，相继捣毁了“联动”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工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
大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一所学校的据点，“联动”主要负责人牛皖平、卜大华、孔丹、任志明、董良、贺邯生、郭大勋、
马晓军、赵战平、邹平等相继被逮捕，“联动”分子先后被捕者达100 多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组织也先后遭
到镇压。
1 月21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22日，周恩来在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表态指
出，对首恶分子必须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25日，“联动”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蒯
大富、聂元梓指挥的红卫兵组织攻破。所有教室、仪器室、标本室、图书馆都被砸，32名学生被捕。
1 月对日，《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
灭”。并气势汹汹地宣称：“对于反动派，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文章透出森森杀气。
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北京红卫兵组织掀起了对“联动”的大围剿。在八一学校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
上，3 月8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先后参观并讲
话表示支持，各地各机关也纷纷组织群众参观展览，在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
然而，“联动”并没有立刻趴下，他们多次冲击“摧毁' 联动' 展览会”。3 月18日，“联动”成员贴出三张令人
瞠目结舌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
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一中学，100 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
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的大标语。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
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
等标语在北京不少中学里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人贴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的标语。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
“联动”的质问，的确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的群众的心愿。他们既不知“文革”到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明白“文革”
目的何在，更为无休止的辩论、围攻、打斗产生了厌恶情绪，这股思潮实际上是在抗拒着“文革”的潮流。
“联动”成员的父母多为高干，儿女的处境与他们命运相连。1967年2 月，在著名的“二月抗争”中，几位老一辈
革命家为老红卫兵呜不平，对造反派愤怒斥责，爱憎分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直到80年代，很多领导人
仍是将老红卫兵与造反派区别对待的。1984年前后，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理三种人、整党的活动中，中共中
央顾问委员会一位有决策权的领导人在处理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申诉材料时批示（大意）：这些红卫兵（指老红
卫兵、西纠、联动的头头——引者注）不是三种人，其中优秀的可以进入第三梯队。陈某某（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
头）是三种人，但也要给出路。
为使“文革”不至偏向，保持各种势力之间的均衡，1967年4 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中央文革
小组在重申了“联动”是反动组织后，将在押的100 多名“联动”首领释放。但“联动”首领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
中央文革逮捕他们是错误的。
这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先接见了中学的造反派代表，稍后又接见100 多名刚释放出来的联动分子。江
青等先后讲话说释放“联动”是毛主席指示的，又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反动思潮要批判。讲话一再强调中央文革是
支持造反派的，“联动”分子释放后不许与造反派对立。
“联动”分子的回答倒也别致，他们唱起毛泽东的《蝶恋花》。这首词是毛泽东为怀念自己第一个夫人杨开慧而作
的。因为这是毛泽东的词，江青一时也无可奈何。
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血统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他们的言行。“联动”召开“老红卫兵新生大会”，
使干部子弟阶层抱得更紧。他们还参与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中“四。三”和“四。四”派的斗争。
也许此时“联动”不便再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黑七类”就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他们喊出了许多具有浓重“血统
论”观念的口号，如“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
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老子拿下的江山，儿子就要接过去，这就叫一代一代往下传”、“高干子
弟掌权当仁不让”等等。
1967年5 月29日，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都集会纪念红卫兵组织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
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组织发生了矛盾冲突。
这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不久，“联动”红卫兵组织逐渐松散。只是在北京石油学院附中、
北京地质学院附中仍设有“联动' 的联络站，虽然处境艰难，却一直维持到1968年春夏以后。
以后中学军训继续进行，过了几个月，中学生分配，一部分老红卫兵参了军，其他大部分和同时代中学生的命运一
样，上山下乡。亲眼看到农村的赤贫和亲身经历了艰苦的生活，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真正认识自己，以后林彪事件发
生，更是触发了他们的反省沉思。
其间，不免有沉沦，有看破红尘者，但也有许多人努力自修，充实自己。1976年4 月天安门事件爆发，据传许多当
年的红卫兵积极参加其间。
10年前，脸上的绒毛还没退净，他们就开始了追求。10年了，这是第一次，他们不是凭想当然，不是潜在地受先入
为主的理想主义或做接班人的使命感所驱使，也不是站在自己阶层的利益去奋斗。他们凭借的是自己坚实的认识，他们
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回他们和人民拥抱在一起了。
第十六章 红卫兵让位工人阶级
黄涌江掀起一月风暴
从1966年底到1967年，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全国形势更加动荡。他们首先利用
造反派猛攻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7年1 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从红卫兵时代向工人时代的转变。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
业工人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开始角逐中国政治舞台。
张春桥守口如瓶，从未向外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1966年12月25日，首都北京寒风刺骨，天气昏暗。一群造反派从清华西门吵吵嚷嚷冲出来，一路摇旗呐喊直到天安
门。然后又兵分五路，分别到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