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在“文革”前列、自认为“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高干子弟，却突然面临着随时被打入“黑帮”行列的危难，“革命”
革到自己头上了。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而要“自救”也就只能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共同的危急感使他
们努力抗争，而“血统论”的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他们的。
对于这些干部子弟来说，举起“血统论”的大旗并非偶然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实际存在着的“血统论”意识、被批判着的“血统论”观点、植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
情感，相互扭结在一起，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于1966年8 月25日组建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支以维护当权派利益为宗旨的老红卫兵组
织。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成员有300 余人，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而且
有相当多的成员是高干子弟。
“西纠”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
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品和禁令”：“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保卫重要的国
家机关和主要街道。
对当时那种局势早已忧心忡忡、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
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像雪片一般飞向全市，飞向全国。“通令”规定：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
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革命老干部。
“西纠”先后颁布了十三条通令，主要内容是强调政策，如规定：严禁查抄国家机关和国家负责干部的家，“力争
不出现武斗”，以后又进一步明令“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通令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缩小武斗
和混乱局面有一定作用。纠察队还在红卫兵的一些活动中维持秩序，曾竭力阻止某些大学生冲击国家机关，揪斗领导人
的行为。
纠察队还组织全市巡逻，组织红卫兵冲击造反派揪斗地质部长何长工同志的集会，把被他们从医院里拉出来的何长
工保护起来。
周总理特意安排了纠察队员在毛泽东接见各地红卫兵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的袖章，借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但
毛泽东没有接受。
然而，纠察队既要协助红卫兵造反，就不可能真正制止武斗。纠察队员和作为纠察队主力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就有
私设刑堂。私刑拷打、体罚、侮辱人的行为，打人致死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血统论”的恶性膨胀，“西纠”在六中建立了所谓
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设在六中的后院，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作为岗楼。抓去的人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
了一个独立的居所。
“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一类人，被押进“劳改营”后，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要
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
澡”、“鞭打”、“突刺”、“扫膛腿”等惨绝人寰的大刑。纠察队员还用“犯人”被酷刑折磨流出的鲜血，在审讯室
墙壁上写下了拳头大小的字：“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营”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0 多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
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红卫兵纠察队把自己看成是“文革”的宪兵；的确，它做了一些制止在抄家中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事，但是，它更
突出的形象是带血的，在“红色恐怖万岁”，“打击阶级报复”等口号下，诸如“狗崽子”、“反革命”、“右派分子”、
“地主”、“资本家”等等便成了他们手下牺牲者的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法律，没有审讯，一切加害随同而起，棍棒皮
带交加，事情过后，扬长而去。个别红卫兵残害无辜的手段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西纠”的粗暴、骄横引起愈来愈多群众的反感。老红卫兵凌驾于其他学生之上，纠察队凌驾于一般红卫兵之上的
状况，使学生中的矛盾扩大。纠察队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广大群众加入运动的倾向也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
中央文革小组最早察觉了“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的离心倾向，陈伯达说：西城区纠察队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
派，已经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最后，终于触怒了江青。
江青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的。”
造反派围攻纠察队，批斗周荣鑫，矛头直指周恩来。纠察队失势了。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老红卫兵大多是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里被打倒或“靠边站”
的领导干部子女。这些人曾经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无比的崇拜和热爱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参与和发起
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过激行为。正当他们拿着皮鞭、木棍向被打成另册的牛鬼蛇神一顿猛揍的时候，想不到自己家大门也
被人家踢破了，自己的父亲也被人粗暴地拉上斗争会，享受皮鞭和棍棒的滋味。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使他们打人的手
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们发热的大脑也开始冷却了。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 文化大革命' 的最新发展和干部子弟应采取的对策”。这群
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串连后返回北京的。他们脑子里乱糟糟的，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所到之处，
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已经延伸到中央各大机关。过去掌握权力的人全部
变成了“黑帮”，都在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干部子弟开始产生疑问：这就是毛泽东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
革命”吗？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无疑我们前些日子的举动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发丧。
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
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 西纠' 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 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 三司' ，咱们是' 四司'。”
有人说。
“要不就叫' 造反兵团' ……”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 造反兵团' 也太俗气，我看就叫' 联合行动委员会'
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
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
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大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
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官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到处进行串连活动。
12月5 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
成立。
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
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在造声势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出击，向造干部反的红卫兵发起挑战。12月6 日，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
成员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
司”的围攻。“三司”才不买“联动”的帐，而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