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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停课，集中精力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学生们摆脱了学习的重负，兴奋异常，“革命热情”倍增。
这样，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教育界就变得更加动荡不安了。
第二章 工作组一心挖掘“黑帮”
红卫兵三论造反万岁
北京的大、中学校经历了6 月初的短暂混乱以后，开始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工作组根据党领导政治运动的通
常做法，一方面代行党委职权，负责控制运动，使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发
动群众，组织“左派”骨干队伍，对所谓“反党黑帮、黑线”、“修正主义”进行揭发批判。也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
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
工作组刚进学校时，大多数师生是欢迎的，只有极少数人反对。这是由于许多人虽然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有意见，
但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没有必要坚决打倒。此外，“反有”斗争才过去10个年头，多数人还对当时的“引蛇出洞”
政策记忆犹新，生怕再一次被“秋后算账”。他们认为，工作组是由中共中央决定派出的，反对工作组是不会有好结果
的。
工作组在校期间，组织学生对原校领导、教职工中“有问题”的人进行“揭发批判”，虽然阻止了无组织的乱斗，
却也伤害了一批教育界的领导干部和教师，造成与部分教师、干部的矛盾。从运动方式上看，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四清”
运动的做法。
“造反歌”的作者
小道消息不腔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
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 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 月1 日开学”之类
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涛不再汹涌澎湃。
小道消息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
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
工作组的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当时风靡北京的“造反歌”的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红旗”，并把
“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
于是一块儿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骂他是变色龙，他毫不示弱，张贴大字报公开表态，承认自己是变色龙，并进一步
发挥，说自己是越变越红。
工作组进校不久，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对工作组的领导方针和具体做法提出批评，一些学生在对原校领导的评价或
其他政治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总的倾向而论，学生的情绪是偏激的。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人虽然在数量上显得单薄一些，但其中许多人是颇有能量和背景的，他们显然认定自己的“造反”
行动是无可厚非的，对中央的“八条规定”的约束也极为不满。
于是，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
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
势单力薄，但一方面也可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虽然受压但绝不屈服。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逐渐开始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争说，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
上联为：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批是：新天方夜谭。
6 月8 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突然发生了爆炸性的事件，学生们挽着袖子，“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震撼着整个校
园。
清华园内也不平静。6 月7 日，清华大学少数派师生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大字报。多数派师生（约万人）
与少数派（约700 人）展开了大辩论。这就是后来所谓工作组制造的“一万对七百”的围攻少数派事件。北大少数派不
顾工作组劝阻，到清华支持清华少数派对蒋南翔的“揭露”，又引起了清华师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工作组派人将北大
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6 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
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广大群众则大惑不解。一些人似乎看出了政治风向的变化，多数派
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6 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者举行大会揪斗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正明，指责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新华
日报》对之作了肯定性报道，而多数派师生则包围《新华日报》社加以斥责。在校园内两派也展开了大辩论。根据中央
文革小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了匡正明的一切职务。工作组感到局势难以控制，左右为难。
6 月18日这天，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乘工作组去开会之隙，违反工作组的规定，突然搭起所谓“斗鬼
台”，揪斗了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除了校领导外，还有党团干部和一般教师及两名“反动学生”。
“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脖子上挂着大标语牌。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抓衣服、拳打脚
踢等武斗形式，有的女教师还遭受了人身侮辱。最后还搞了游街示众。这是全国范围内“首创”的所谓“群众专政”，
也是“文革”中第一次出现戴高帽。体罚、打人的现象。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前来制止了事态的扩大，并将情况上报到北京市和中央。
6 月20日以后，北京几十所大学及少数中学发生批评和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等领导人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但对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下决心排除干扰。
6 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时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
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
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一些学校工作组贯彻这一批示，给一部分造反或轰赶工作组。指责工作组的青年学生加上或准备加上“假左派，真
右派”、“右派学生”、“反党分子”的政治罪名。这就重犯了类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被批斗的学生压而不
服，矛盾激化。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希望调动学生，造成“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从6 月下旬起，几次提
出撤回工作组，被刘少奇、邓小平拒绝。
刘少奇委托他的夫人王光美亲自上清华看大字报。
6 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进驻清华。为打击反工作组的倾向，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清华大学部分师生举行游
行示威，高喊“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造反派学生蒯大富受到了工作组的多次批斗。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
大富进行“绝食斗争”，轰动了清华园……
但江青、陈伯达却暗中阻挠工作组工作的开展。
6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不指名地批判刘少奇。“这些家伙们有
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
运动发展到7 月，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等为另一方，日
趋激烈、尖锐。
在一次怀仁堂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等公开大骂工作组，指责负责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好象作出派工作组的
决定时，“中央文革”的人都不在场。
7 月16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斗争的双方都拍了桌子。
“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刘少奇拍着桌子上半尺厚的一叠材料，语气十分严峻，“我收到北大等许多
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的现象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一声放在桌上，蛮横地顶撞：“刘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毅起来反驳康生，刚说几句，陈伯达就跳起来大骂陈毅负责的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
总之，工作组没有一个好人。
比较沉稳的邓小平这时突然站起来，怒斥道：“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蜜月”
与高层领导在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斗争相映的是，在“红卫兵”的诞生地清华附中的校园里，学生们也与工作组进行
着较量。
以卜大华为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一成立，就受到了具有造反观点的同校和附近学校大中学生的关注。在“红卫
兵”组织从清华附中向其他学校蔓延的同时，卜大华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发生在北京几所高校的事态发展。
1966年6 月8 日，中央团校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到首先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