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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喊叫着，伍英杰到底年长几岁，比吴健生多些勇气与责任感。他飞快地爬起来，朝黄平安跑去，一面大喊：“黄平安，
趴下！”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死神已经降临。黄平安听到伍英杰的叫喊，刚刚来得及扭回头，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
也许是吓坏了，也许是没有时间了，黄平安直立着身子飞速扑到山的怀抱中，摧枯拉朽的高速度把他急剧地抛向坚
硬的山石，他的头顿时消失了，他还没有尝受到痛苦便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时，离他15岁的生日还差10天，黄平安便离开了他还没有看清的人世，离开了偏疼偏爱他的爸爸妈妈，离开了照
顾他、让着他的5 个姐姐，结束了过于年轻的生命。
伍英杰在身体就要撞到崖壁前的一瞬间，突然脚下踩滑扑倒在车顶，滚下车厢，摔断两条腿、四根肋骨，保住一条
命。
20年后，伍英杰拄着双拐在县城开了一家个体鞋店，自产自销皮鞋，工作辛苦，收入颇丰。他少言寡语，从不谈自
己的过去，只是从他经常托人给黄平安父母家捎的东西中，可以揣测到他的心底创伤并没有愈合。
吴健生时而还提起往事，他深怨有自己太懦弱无能：“要是我反应快一点儿，胆子大一点儿。伍英杰不会致残，平
安也许不会死的。”
第八章 煽风点火 首都红卫兵出击
兵来将挡 各路诸侯守一方
与万众进京的“串连”路线相逆的，是北京红卫兵由北京向各地“四下点火”的“长征”。
外地师生在京时，不断地接触北京市的红卫兵。外地师生及上访人员对本地“资产阶级路线”压制“造反派”声泪
俱下的控诉和求援，不断地冲击着北京红卫兵“解放全人类”的满腔豪气，一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责任感搅得他们
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等于是发布了去各地“煽风点火”的动员令。
于是，在破“四旧”的同时，北京各大中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一批批走出校门，走出北京，开始了“北上、南下、
西进、东征”的“革命大串连”。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各地红卫兵组织“破四旧”，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同
时也以支援战友为名，向全国各地渗透，来扩大各自组织的外围力量和知名度。
各地驱赶“串连”红卫兵的领导人被推上了绝路
大串连的序幕一经拉开，庞大的流动人群，立刻给中国铁路。公路、水运交通部门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9 月中旬，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发出了紧急通告，调整买票、上下车和火车到开时刻等有关事项，以“积极支持广大
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证从全国各地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连活动往返乘坐火车的
需要。”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的需要。
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客运量最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和火车的超载都达到了极限。每节
原定装载100 多人的火车车厢，现在装载了200 人至300 人之多。二排座之间的3 平方米的空间，有时就要坐上20人至
3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面、椅背上、过道里都是人。有时车厢厕所内同时挤进去6 人至7 人。上下车必须走
车窗，上厕所必须从人肩膀上过。车门踏板、车厢顶上都有乘客！晚上打盹的红卫兵，就有被从车门踏板或车厢顶端抛
下火车的危险。车厢下的弹簧到了几乎要断裂的程度。每到车站，由于超载上不了人，车上车下的人常常发生冲突。
海轮的运输量有严格的规定。但由于秩序混乱，乘船证和人数常常相差悬殊。船舱被迫全部改为统舱，床铺也统统
改为统铺。由于超载，轮船常常无法开到正常速度。过度的使用和大量的超载，严重地破坏了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
于是，一些不理解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真正意义的高层领导人，曾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一个可以掌握的范围内。
对北大学生到天津各高校点火“造反”，王任重就非常恼火地指责：“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
同时，还有人用“考验左派”和强调“组织纪律”来约束学生，以期控制学生外流，然而这根本无济于事。为了保证北
京各高校“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有关部门规定：外出串连人员不得超过15…20 ％，但是仍于事无补。王任重曾无
可奈何地说：“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
陶铸为此写信给北大“校文革”负责人聂元梓，认为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派人出去，当
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去了
当然不好。”并指示，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
1966年10月3 日，在接见各地红卫兵代表时，周恩来也曾指出：“革命交流仅限于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交流，就已
经影响到运输量的10％到20％，影响到粮食的运输”。“革命串连，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不是要你们一下子组织得很
好，要逐步地达到。如果没有组织，没有计划，运输就会有困难。”
但是，陶铸的信和周恩来的讲话并没有起到限制“大串连”的作用。
在一些地方，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不理解青年学生对各部门的冲击、揪斗领导人
意义何在。在这种风云突变之际，他们仍以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处理此事，和青年学生特别是北京出来“煽风点火”的
学生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在湖北，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这实际等于认定2000多名当时要求接见的北京和
武汉红卫兵是“右派”，导致了红卫兵在湖北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的“九二——九四”事件。湖北省委还提出大抓“南下
一小撮”，张体学还说，他要“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
在天津，串连红卫兵和当地红卫兵一起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炮轰天津市委，经天津转车北上南下的红卫兵也
相当多。据统计，各地来津串连的师生大幅度增加，10月19日一天就达1。4 万多人，20日、21日各来了2。2 万多人，东
北学生在天津转车南下的每天也在万人以上。
在上海，北京南下红卫兵和上海各大中学校红卫兵、部分上海造反工人联合“炮轰”上海市委。陈丕显、魏文伯、
曹荻秋等主要负责人也积极组织力量反击，相继发生了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八二○”、“八三一”、“九四”事件。
在四川，李井泉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红卫兵打成“蒋
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了围攻。至1966年11月底，成都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进入设在成都的中共西南
局机关和四川省委机关，强占办公大楼，将主要领导人拉上街头批斗。
在贵阳，当8 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后，贵州省委先是让红卫兵住进高级的贵阳饭店，想以此
稳定红卫兵“造反”势头。但当看到无效后，就公开提出“谨防政治扒手”的口号，调集数万群众，制造了“九五”、
“九六”、“九七”围攻首都红卫兵的事件。
1966年12月五日11时，南京军区遭到万余红卫兵冲击，有8 位军区领导人被抄家，2 位部长和1 位副政委被抓。
1966年12月31日晚9 时，沈阳军区也遭到数千红卫兵的冲击，军区大楼被占领，卫兵被打伤，唐子安副司令员被殴
成重伤。
在西安、长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也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各地党政军负责人驱赶北京串连红卫兵的目的，是
想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尽量把运动放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当9 月5 日中央发布了支持并号召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后，各地红卫兵及从北京返回地方人员数量不断加大，
“造反声势”不断扩大。留在各地的北京红卫兵及当地红卫兵与当权派各自支持的群众组织的对立，逐渐由僵持不下变
为了红卫兵一方面取得主动。中央的《通知》实际上是把各地驱赶“串连”红卫兵的领导人推上了绝路。
9 月7 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他认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
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
要干预学生运动。”
4 天之后，9 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江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社论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挑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
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闹对立。他们这样做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社论还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
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他们的革命运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社论还严厉
警告“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方式，来挑动工农斗争学生。”
于是，各地工农与学生对峙的局面立刻冰消霜融。红卫兵终于挑起了全国各地的“揪斗”浪潮。这股狂风一刮，邪
火一燃，把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庄正初战重庆
这样，北京红卫兵就象新时代的“游侠”，东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