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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朝歌狂飙-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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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中学纷纷更改名称,如井冈山中学、东方红军校、抗大天津附中、革命附中等。毛泽东曾到过的天津正阳春饭
庄也以毛泽东1958年8 月13日莅临饭庄的日子为名改“八一三食堂”。天津市所辖的和平区改为“战斗区”,河北区改
为“卫东区”,河西区改为“红旗区”,南开区改为“东方红区”,红桥区改为“红卫区”。
    几天之间,全市4000多个百货、副食品商店门市部,基本上都换了“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店名。塘沽港海关的职工,
还把关徽、臂章、铜钮扣,统统视为帝国主义旧海关的标志和封资修货色而弃之。
    在南昌市,黄庆仁药栈的职工在红卫兵的感召下,拿起铁锤砸掉了挂了140 多年的招牌,换上了与对面的“兴无商
店”相呼应的“灭资药店”新名;阳明路商店改成了“红卫商场”;东南商店改为了“东风商店”,南昌市郊的湖坊公
社改成为“东方红公社”;南昌市书画之家改成了“南昌市工农兵画园”;新雅酒家被改为“人民餐厅”。
    杭州市是名胜集中的公园城市。红卫兵和革命职工联合行动,把以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命名的东坡剧院、东坡路及西
湖苏堤都改了名称。六家沿用了百余年的以老店主张小泉为名子的剪刀铺招牌都更名为“杭州剪刀店”。随着红卫兵
“破”字当头的恶性膨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苏小小墓、平湖秋月碑牌、虎跑泉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等
都不翼而飞。
    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南昌、合肥、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南宁、贵阳等大中城市都受到红卫兵
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的冲击。
    甚至新疆、西藏、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地区,也难以幸免。
    “横扫四旧”的飓风也横扫了东北的白山黑水。地处长白山区的吉林省通化市几千名红卫兵上街砸碎了那些具有
“封、资、修”色彩的商店招牌。更换了许多街道名。白城市著名的广生堂药店的两个葫芦招牌被砸碎,换上了“国药
二厂”的店名。长春市为红卫兵设立了广播站,让他们宣传更改道路、店铺的名称的意义。哈尔滨著名的秋林商店被改
换成了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哈尔滨的同记商场改成了“人民商场”。沈阳市的福禄寿食品店改成了“国营立新食品
商店”。
    成都市驰名中外的陈麻婆豆腐饭店被改成了“文胜饭店”,麻婆豆腐也被改成了“麻辣豆腐”。
    庙宇被烧、佛像遭毁、古坟被掘……
    道路、店铺、医院、学校、工厂、体育场等设施的更名活动,只是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红
卫兵的“横扫”,许多大中城市都已“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
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
    对于红卫兵们来说,效法先辈“建立新世界”的志向在“改名”活动中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他们的行动也得到
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全国新闻媒介的支持。
    初战告捷使他们变得自我膨胀起来,红卫兵此时以“向旧世界宣战”的“尖兵”自诩,他们也就必须再以新的行动
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因此,当更名活动告一段落后,扫除“封、资、修”就又成为了各地红卫兵组织新的
兴奋点。
    在北京市,8 月21日,根据红卫兵和群众建议故宫博物馆宣布,“除《收租院》泥塑群像陈列继续开放外,其余各
陈列馆全部暂停开放,进行彻底革命。”一些红卫兵还将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当做“封、资、修”的东
西堆放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当中纵火焚烧。在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上演了一场“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
爆裂开来,东安市场的橱窗玻璃被砸得象雨点一般喷射到马路上、电车上。
    甚至连宋庆龄也受到了红卫兵的警告,要她改变不剪短发的习惯。宋庆龄坚决拒绝。如果不是周恩来出面作说服工
作,如果不是她具有的特殊地位并把自己长期禁铜在家中,她恐怕也难以幸免于这场“发式革命”。
    8 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家属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有些小佛像被红
卫兵拖走。海淀区朱房村的汉城遗址内珍藏的丰富的遗迹资料,也被红卫兵挖得面目皆非。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
的明初遗物千手干眼菩萨铜像被红卫兵拉断为三截,两手全部断残,成了一堆废铜。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内,
戒台上的数千个大佛和周围的小佛像全被红卫兵砸光。为人熟知的白塔寺、团城、圆明园遗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幸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大多数是被毁于1966年8 、9 月间。
    在上海市,濒临黄浦江的外滩建筑群被红卫兵们视为眼中钉,大楼推不倒,红卫兵就把安置在大厦前的铜狮子掀掉,
把嵌在墙壁上的各种建筑标志和装饰铲掉。红卫兵还把上海海关大钟原来的报时音乐改成了《东方红》乐曲。
    上海万国公墓中被红卫兵视为“反动人物”或带有“封、资、修”情调的墓碑都被砸掉,连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也被
捣毁。所有的教堂、十字架都被砸,祭坛被毁,圣经被烧。始建于吴赤乌十年(三国时代)(即公元247 年)的龙华古
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 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
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中,红
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在寺
人的竭力营救下幸免于难。而设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致
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破四旧”之风中,著名的佛教古寺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的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以来铸塑的479 尊佛像、395 尊菩
萨、649 尊罗汉和珍藏了干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 副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
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这座千年古刹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
    8 月28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和师生在黄花岗72烈士墓地汇集,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
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神”捣毁。
    8 月27日,山东冠县二中全体师生,砸开武训墓。稍后柳林农中、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他们一起捣毁武训墓,
挖出武训尸体并抬尸游行。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了公审大会后,将骨殖砸烂焚烧。
    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尽管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但仍然有红卫兵进山“横扫”,南山寺门前汉白
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
    上述事例,在扫除“封、资、修”的运动中恐怕只是沧海一粟。但由此可见,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扫除“封、资、
修”的行为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多么大的损害。他们毁掉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交
流的经验与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政治上的
过分集权,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加上红卫兵对异类文化的毁灭,实际上都在强化着一种唯上意识和权威人格。红卫兵捣碎
的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物、遗址,而是在践踏中国悠久的物质积累,禁止的也不仅仅是现代的服饰、装饰,而是在毁灭人
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第六章 全国大打“黑五类”
       北京处处有冤魂


    当红卫兵将对道路、店铺的易名和社会上的扫除“封、资、修”运动推向高潮后,由对固态的物的毁灭到对体现
“反动”意识的人的主体攻击,又形成了红卫兵们新的一轮冲杀,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层次上满足红卫兵们的“革命”
欲望。
    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基本上还处于控制之中,过火行为不算严重。尤其是对人,多是采取了文斗
的方式。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越来越感到这样不过瘾,为了将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一场狂热的
抄家、打人、轰回老家的运动。

抄家风骤起,众多文化精英遭浩劫

    8 月下旬短短几天内,北京大学就有100 多人被抄家,有些教师被挂上黑牌子监督劳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家被
红卫兵查封,门上贴有“冯友兰的黑窝”的字样。受冯友兰的牵连,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女儿冯锤璞及
儿子冯锤越(在沈阳工作)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冯友兰在幼儿园的小孙子冯岱也遭到“退园”的处理。
    中国最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作者丁玲,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闯入她家查抄达十几次之
多。丁玲在农村积累的创作素材和辛辛苦苦写出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的续篇《严寒的日子》十几万字的手稿也
被抄走。
    著名小说《三家巷》、《苦斗》的作者欧阳山,其艰辛创作的《一代风流》的第三部《柳暗花明》全稿及第四部的
部分书稿,共约50万字的手稿被抄走。
    在8 、9 月份,北京各校红卫兵尚无统一组织,互相之间消息不通,一户所谓“牛鬼蛇神”可能会遭到若干个红卫
兵组织的反复抄家。抄家时,红卫兵有时令户主跪下,逼其交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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