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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欧洲问题已不再是欧洲国家自身之间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欧洲与超级大国》一书作者德波特说，“1945年无疑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的分水岭”。1945年以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美苏争霸，到世界越来越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亚非拉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而是在世界上兴起的第三世界势力。尽管其中许多国家还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盘剥与欺凌，但他们日益团结起来，从万隆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到结成七十七国集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争。至于联合国，早已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现在，联合国近190个会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现有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的表决机器失灵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曾多次违反超级大国意愿而通过主持正义的决议，如拒绝南非代表参加大会工作，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等。在经济上亦采取一致行动，维护第三世界在世界上正当的经济权益。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等一些国家非常恼火。1983年，美国驻联合国副首席代表查尔斯·利希腾斯坦公开说，假如其他国家不高兴，想将联合国搬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将不阻碍你们，而且将在你们出发时，在码头旁给你们送行”。总之，沧海桑田，就国际关系发展而言，二、三百年来人类不知前进了多少。即使拿二次大战前后相比，也发生了几十年前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尽管其中有曲折、反复，但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样是向着进步与光明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变动，在推动着国际关系前进呢？即它的动因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特别是精英（elite）们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一些反动人物则更把少数人的作用奉为主宰。例如，希特勒就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世界的历史是少数人造成的”。前几年我国学术界在讨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糊涂观念。如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看法，“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还提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此类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等等）。能说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历史的创造者或者创造这个历史的动力吗？当然不能这样说。”显然，他们混淆了历史参与者与创造者、推动者的区别，没有回答这些事件的发生的根本原因，更没有回答为什么从历史长河看，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前进性的运动。应当说，历史上任何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开阶级，脱离开时代，脱离开物质的经济的因素的决定作用。要了解一个时期国际关系变动的原因及趋向，首先要把握住时代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而时代的划分归根到底取决于哪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时期存在着三大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十月革命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之一。在这些矛盾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可靠的同盟军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新生社会主义制度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斗争，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一次、二次大战都是在上述这些矛盾激化基础上暴发的，而非某个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上述事件的结局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而不是相反。第二次大战以来，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而且决定时代发展方向的力量是更加强大了，它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推动着当今世界一步一步的前进。那么，这些国际基本矛盾的斗争发展，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从根本上讲，是由物质因素这种基本的、长期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来决定的。一种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大小，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的强弱，归根到底要由其经济实力来决定，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也是归根结底由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实力的消长来决定的，虽然我们不排除非物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二次大战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化的资本主义矛盾有关；二次战后美国妄图称霸世界与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经济优势有关；西欧、日本离心力的增加，第三世界的崛起，都与这些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和争取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动因有关。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没有像1945年前两次发生世界大战，也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特点有关。所以经济因素的变动，归根到底制约着现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当今和今后的世界局势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国家间传统的竞争，即所谓‘权力’竞争正迅速让位于一种更适合于高技术和深奥微妙的文明的新型国际关系。自1946年至本世纪80年代统治世界事务的两极（结构）已经过时，今后几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尚不清楚，但经济和社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军事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
2、方法：这里仅谈一些最基本的方法。（1）．要占有大量史料，掌握事实的总和。列宁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说，“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这两段话说明的道理对我们搞国际关系史的人同样适用。这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全面地去搜集材料，而不是找一两段话、一两个例子就下论断。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危险，那就像列宁说的，“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一次战后，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各国出版了大量的史料，英、美、法、德、苏、日、意这些主要国家都公布了它们的外交文件。没有出版的史料，已经超过保密期限的，还可以到各国档案馆里去看。史料的种类很多，粗略地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官方文书，一类是私人文书。官方文书是代表官方的，比如条约、政府的法令汇编、政府的公告、宣言、会议记录等等。私人文书有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等。先说官方文书。以外交文件为例，世界各国公布了很多。如苏联1922—1941年曾出版过《红色档案》，共106卷。档案材料自17世纪初至二次大战暴发，尤以十月革命前的材料居多。《红档》受到英美各国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等。英国是第一个使历史研究直接为对外政策服务的国家，许多历史研究带有官方的性质。从1928年起，每年出版一卷《国际事务文件集》（Docu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中收集了编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过去一年的国际关系文件。一次大战以来的重要文件，一般均能从中找到，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法国一直被认为是外交艺术传统的保持者和代表者。法语是国际谈判中通用的语言，而法国外交文件的体裁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对象。二战前夕，法国出版了一套总称为《凡尔赛和约》的12卷本的文件集，狂热地试图再次为法国在两次大战间执行的对外政策辩解。法国外交部还定期出版一种有关许多国际问题的外交文件专辑，即所谓“黄皮书”，其中最出名的是二战暴发后不久出版的一部“黄皮书”，为法国战前政策进行辩解。关于德国，研究二次大战的历史、纳粹德国的历史，也有一大套史料，《首要战犯审讯》这套文件是研究二次大战史不可缺少的。苏联把这套书压缩成7本，出了俄文本。美国的官方文件更为丰富。重要的如，《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从华盛顿到肯尼迪》（1974）（The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s：from Washington to Kennedy）；《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ts））；由国会外交委员会和国务院共同编辑的《美国外交政策：基本文献》（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美国外交政策：当今文献》 （America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等等，都是重要的文献集。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外交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自1861年出版以来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