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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可以同时共存，同时双方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关系，甚至表示苏俄愿意向资本主义国家让出经营权，取得它们的先进技术的帮助。这就和过去的口径大不一样了。已经包含了和平共处的思想。（“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条件内容和三点：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彼此都能作为独立的一方而共同存在；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互利基础上进行经济联系，发展事务上的往来，把列宁上述言论联系起来，可以看到“和平共处”政策的要点列宁都已谈到，可见列宁在这时已有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初步构想。）“和平共处”政策的正式提出和确立是在1919。12初俄共（布）第8次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这两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使自己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把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纳入轨道”。为了便于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两次会议的决议（从内容到文字完全一致，也即党提出，政府通过）和俄共布7大决议作一比较。1918。3俄共（布）七大会议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胜利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前一个决议要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革命，后一个决议则是要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前一个决议强调“用自己全部人力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后一个决议强调的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这两种提法泾渭分明，截然不同，反映了党的认识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前一个决议表达的是布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世界革命的渴望，表明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唤起世界革命”，后一个决议则立足于国内建设，说明党和政府开始把争取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由于这是“和平共处”这一概念第一次明确载入党的代表会议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中，所以可以把这两次大会作为“和平共处”政策确立的标志。之后，和平共处一词开始大量见诸于领导人讲话和党与政府的决议中。1920 。2。18列宁在回答美《纽约晚报》记者的提问：苏维埃对亚洲的政策是什么时，明确回答：“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1920。6。17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苏英谈判的报告时说：“我们的口号过去和现在始终如一：同别国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怎样的政府”。由此可见，在1919底－1920列宁逐步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苏俄政府完成了从“唤起世界革命”到“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其标志是1919。12党的第8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七大。2、政策转变的原因：那么，促成列宁提出和平共处对外政策，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因素是什么？
①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十月革命后，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虽然一度高涨，但形势并没有象列宁和布党预料的那样发展，从1918夏开始欧洲革命运动开始走下坡路。这样，列宁不得不用审慎的目光，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作重新估计。1919。7列说：“这个7月是最后一个艰苦的7月，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将以这个彻底的巩固的胜利来迎接明年的7月”。但从1919秋季起，列宁的提法就明显不同。列宁开始反复强调：“在全世界，在所有国家中，革命运动”，“进展得比我们希望的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很缓慢、很艰难”。1919。12。5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七大上说：“就革命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经历了特别艰难的时期，我们体验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1920。3。6列在莫斯科纪念共产国际建立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在革命初期，许多人都存着希望，以为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西欧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进行，而是象我们过去一样走上了一条缓慢发展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工人更开展、工业更发达、工人人数更多的其他国家中，革命是走着更为缓慢地发展的道路”。可见，正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促使列宁和布党重新估计世界革命的进程，进而调整了对外政策，确立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
②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制度，并创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和镇压了他们的反抗之后，及时地把工作重点从政治、军事方面到经济建设上来。布党最初提出工作重点移转的问题是在1918春，由于随后爆发了大规模国内战争，这次工作重点转移未能实施。1919底，世界革命的形势延缓，第二次武装干涉被粉碎，布党再次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但要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必须有一个和平国际环境，其次，由于俄经济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必须获得先进国家援助。关于这一点，列宁和布党原来设想借助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欧洲革命取得胜利后，获得这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但当时革命高潮低落，再把希望寄托在欧洲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及时援助上显然已不现实了。因此列和布党不得不重新考虑借助什么力量来恢复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面对资阶政府仍将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很自然会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来取得苏俄恢复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所需要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十革前俄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就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从现实看，欧洲资义国家要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也需要苏俄的市场和原料。可见，存在着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可能。当然，在双方存在着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是不会成为现实的。因此需要有一种政策来消除双方的战争状态，来保持双方的和平关系。因此，列宁和布党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从列的许多论述也可看出，和平共处是为了发展经济关系的。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1918春，苏俄通过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战争，开始转入经济建设的轨道。为什么当时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呢？这是因为第一，协约国集团正忙于对德战争，无暇顾及苏俄，苏俄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尽管这是不稳固的），所以并不存在着制定一种政策去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问题；第二，当时各国反战运动正在高涨，欧洲存在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一旦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就消除了，对苏俄来讲也就不存着用一种外交政策去保持长久和平的问题；第三，如果欧洲无阶革成功了，苏俄就可以借助于欧洲各国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阶的帮助，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当时苏俄更多考虑的还是如何促成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不是如何争取同资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二是既然1919底－1920初苏俄提出并确立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为何在1920夏还通过向华沙进军来唤起世界革命呢？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关系到某一领域的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政策的变更，从变更开始到转变完成要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过渡阶段上经常会出现处于更迭的两种政策交错发生影响的现象。特别是当时和平共处的政策还遇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抵制，执行起来还困难重重。而红军又获大胜。胜利的形势往往易使人们产生乘胜前进的念头。红军的胜利，对世界革命的热望，使苏维埃政府萌发了利用军事上胜利继续前进，乘势燃起欧洲革命烈火的念头，做出了向华沙进军来唤起世界革命的尝试。尽管确定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但推进世界革命的心未死，还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一旦有机可乘还是要推进世界革命的列宁最讲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十月革命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果，当时列宁也知道俄国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但认为既然夺权条件成熟了，为什么不先夺取政权，再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俄在建国之初，执行的是唤起世界革命的对外政策，而并非苏联所说的苏维埃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执行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列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是在1919底——1920初提出并确立的，也并非西方一些学者所说20年代中期以后。但是，列宁尽管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未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直到他临逝世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也还幻想着唤起东方革命，幻想着苏联要坚持到世界革命的那一天，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东方被压迫民族身上。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义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可能永久和平共处，双方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双方的最后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列宁之后，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把和平共处称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他们既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又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直到1987苏共27大上最终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但是从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世界革命的思想是不现实、不实际的，因为资本主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