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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就在你们这儿了吗？”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吗？早就在这儿了。一年了。”
“你们的人昨天对他也没放过……”
“没关系，今天我们再好好款待他。”
“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你们不是也象对我一样放他走的吗？”
“你与他相比有一个优势，囚徒，”帕尔·帕雷奇说，“你年轻，他老了，在现今时代他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只有能跑动、能从泥泞中拖出大炮的士兵才受到器重。”
“还是放我到营房去吧。给我一天时间。我难道跑得了吗？”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翻了一页日历，用红铅笔写上：“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演员。”
“好吧，”他答应道，“不过，为了防备你惹事，我们把你关到单人囚房待一天，你可以在那里仔细想想。”
“单身囚房就在禁区那，”帕尔·帕雷奇微笑着说，“就在禁区内。”
“你得放老实点，”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最好说，“你对我们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看中了你。连我们也不理解，真的。他们这些欧洲人都是一板一眼的，是不许可乱来的，只要他们决定了，你就得执行。他们说不定早已把你忘了，象你这种人难道还少吗？可是命令如山倒，谁敢不执行。那个谢尔盖干得还不错吧？他替我们整治了很多人！囚徒们都喜欢知识分子：他用诗歌缓解你们心灵的重负，你们要是没有诗歌，就会象个聋子一样忘乎所以。”
“把刑法典给我看看，”我要求道。
“拿去吧。驱逐出境和剥夺权利。他们会找到照片的。囚车会开到你父亲那里去，这是千真万确的。”
斯捷潘点了支烟，啐了口唾沫，叹了口气，又长时间地沉默起来。
“我被关在单人囚室内，”他小声地，嗓音有点嘶哑地对科利亚说道。
“那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在高处，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拦着铁栅的小窗。我透过小窗只能看到一片天空。天空呈黑灰色。后来天空变成了黑色，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之后，它又变成了白色，仿佛处于弧光灯照射之下。”
“我已经什么也不能想了。我身上的一切都凝滞了，变得沉重了，非我所有了。我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重量，一条腿冰凉冰凉的，似乎有一百公斤重。我恨我的前额──那样纤细和突出，它上面的皮肤也不老实，总是动来动去，而在这层松驰的皮肤和薄薄的额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们用头盖骨做成漂亮的烟碟），是一团灰红色的脑浆。人们教诲我们，要为我们作为人而感到骄傲，也就是说我们不同于动物，善于思考，善于理解，理解之后善于做出决定。头脑可以感受一切并理解一切，它是我的躯体的万能的主人，但是它却帮不了我的忙，知识每秒钟不停地记录下在我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而我却一筹莫展。
时间停止不动了。天空颜色的变幻全是胡说和蠢话。时间不复存在。天快亮了。他们将把我带走，他们将重新开始小声谈笑，剔指甲，摸肚子，强迫我出卖父亲，使他蒙受一个叛徒的家庭成员的耻辱，而我丝毫不怀疑他们是一定要这么干的。他们是一群野兽。只有子弹和绞索才能救自己，从而拜托这群野兽。”
“当一种不相干的声音传入囚室后，时间才又回到了我的身旁。那是一种尖细的声音，象蚊子哼哼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哦，已经不是蚊子叫了，已经是飞机的声音了。飞机多极了──我是根据他们那单调的、不断增强的吼声来判断的。”
“小时候我喜欢用蜡泥做各种颜色的飞机。我为它们装备了长长的蜡泥炸弹，同时我又用圆形的蜡泥炮弹轰击飞机场，防止它们去轰炸萨什卡用火柴盒和染成各种颜色的纸板为我拼成的城市。”
“现在，透过小小的窗洞，我在白色的夜空上看到了十架飞得很高很高的飞机。它们显得很小，比我的蜡泥飞机还小。它们就象识字课本上的句点。可是句点开始变成墨污，墨污变成甲虫，甲虫变成飞鸟，飞鸟变成吼叫的轰炸机，接着便从我的眼前消失了，而在它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掀起了一堆白色的烟雾。飞机到哪儿去了？也许它们没来得及退出俯冲，就用它们白色的头部扎进了土里……”
“我被这无色的、黄色的、红色的、黑色的尘土的爆炸弄得耳聋目眩。这一切只占了一秒钟的时间，但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际。起初是无色的爆炸。当囚室的一面墙倒塌时，便成了黄色、红色、黑色和尘土。待尘土落下之后，我看到了远方绿色的林带、田野。其它什么也看不到。在我的头上又有轰炸机向下俯冲，当它们已经很低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个黑点从机翼斜坠下来。黑点变成了一支支平落下来的铅笔，随后便消失了，接着我被掀到半空中，摔在墙上，一股刺鼻的焦味朝我袭来。然后我就被周围响起的隆隆声震得耳聋目眩了。”
“应该离开这地方，”我突然平静而清晰地想了起来。“它们现在对我毫无办法，它们正躲在防空洞里。”
“我从一堆堆滚烫的碎砖上面跳过去，在不远的地方看到正在燃烧的兵营以及距炸毁的监狱二十步远正在喊叫的黑黝黝的集中营。耸立在夜色中的几座炮楼上看不到一个人。我脱掉条状囚衣，弯腰朝一片树林跑去。我们被他们变成了野兽：立刻朝树林跑去，这已经成了本能，就象狼一样。”
“我踩到躺在林边的一具尸体上。我跪下来，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我一边幸福地哭着，一边扒掉死者身上的衣服，穿到了自己身上（靴子太小，帽子也戴不上），然后低低地弯下身，向林中飞跑过去。在我的身后是大火、轰鸣，在一阵阵爆炸声的间歇中，从集中营传来兴奋的喊叫声，仿佛邻居正在举行婚礼一般……我走了整整十天才来到这里……这就是我的故事，萨尼亚……”
他们回到安置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科利亚背着睡着了的斯捷潘。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唱着弗拉索夫匪帮的军歌，声音不大，但可以让由弗拉索夫匪帮组成的卫队听到。一个卫兵回过头问：“喝醉了？”
“有点。”
“别在营房里吵闹，叫德国人知道了可不是好玩的。”
“我们不出声了，老兄，”科利亚许诺道。“我们睡到明天就开路。”
第十章 何谓波兰人
1、
傍晚时分，当奇美的红色晚霞燃尽之后，特劳布来到了特龙普钦斯基律师家里。主人不在家。儿子尤素夫正坐在黑的房间里弹奏肖邦的乐曲。他的面容被摇曳的烛光从黑暗中勾勒出来，犹如黑白相间的漆布雕花中的人物。
“你只喜欢肖邦吗？你好象从来不弹别人的作品，”特劳布说。
“比起别的作家我更喜欢肖邦。”
“你想一此表现你的爱国之情吗？”
“这表现不出爱国之情……”
“艺术，要么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要么是它最凶恶的敌人……”
“什么意思？”
“艺术家要么歌颂他为之效劳的那个国家政体，要么与之抗衡──用沉默，选题，逃亡。”
“你认为第二类的艺术家不是爱国者？照我看，他比赞美自己国家政体的艺术家更是爱国者。我当然是指你们的国家……”
“尤素夫，你为什么敢跟一个德国人这样讲话？”
“因为你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可我是德国人。”
“对，一个有知识的德国人。”
“可是，有知识的德国人向盖世太保告密的还少吗？”
“有知识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会成为告密者。”
“你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陈旧了。”
“概念是不会陈旧的。”
“你是个有趣的人物。我记录过你的一些言行。你决不可能成为创造家，因为你受逻辑的支配。创造的最凶恶敌人就是逻辑和暴政。不过一般说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逻辑与暴政是水火不相容的。”
“逻辑本身就是蛮横的，因为它选中某一点之后，就要排斥其它各点。”
“但并不加以消灭。这是有重大区别的。”
“如果从逻辑出发，那么就要摈弃──这就意味着消灭。”
“这不是逻辑，而是诡辩。你怎么这样衣帽不整呀，我亲爱的敌军记者！”
“很显眼吗？”
“是的。”
“我有时由于对世态的仇视快要变聋了，可是后来由于自己的胆怯又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把我们这些人全变成了胆小鬼，可鄙的胆小鬼！”
“算了吧，特劳布。如果一个人不是胆小鬼，就不可能把他变成胆小鬼。”
“住嘴吧，我不喜欢预言家。我们哪里已经够多了，一切都是可能的。一个人可以让别人对自己为所欲为。他比猴子更容易驯服。”
“出什么事了，特劳布？”
“你有一次曾求我搞一个证件……”
“结果呢？”
“我不作任何许诺。我仇视许诺──它意味着受人支配。一句话，如果我有了什么结果，我会尽力帮助你……喏，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份在柏林印刷的传单放到尤素夫面前。
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局局长命令：凡是波兰族的男女工人，必须在每件衣服右胸显著位置佩带绸标。绸标必须牢固地缝在衣服上。
我们生活在为我们的人民国家的未来而斗争的年代，我们意识到，将有大量异族分子生活在我们的生存空间。此外，由于波兰的农业和工厂工人大量进入帝国，在整个帝国国土上民族问题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只有每一个德国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意识到民族利益，并独立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人民国家才能永世长存。法律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