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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的修改期再改。
第三十章 李冼（3）
各国虽然都有怨气，但是却没有一个要出来挑头闹事，只能一天到晚的敦促清政府解决，但具体该怎么解决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毕竟现在长江航运的业务已经不是掌控在朝廷手里的了。
另一方面，朝廷虽然对长江航运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税收也大幅调低，但是比起以前全部让外国人掌控，朝廷一分钱的税也征不到，就是新订的优惠政策再宽容，朝廷也是赚到了，而且很明显，朝廷赚到的并不少，至少是可以让皇帝和太后都尝到了甜头。
既然意识到了有利可图，自然就要做大做强，包括西太后在内的一干在洋务与清流之间摇摆不定的人员们虽然思想上仍然固守这农本商末的老黄历，但有钱不赚明显不符合他们的智商，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国库空虚，恨不得连国防的钱都得借的时候，谁都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如果想讲得冠冕堂皇一点也完全可以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这金山银山摆在那儿，你不让老百姓染指洋人也会碰，反正是保不住，自然得要把好处给自己人，怎么也不能让外人来占便宜，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头来不管这金山银山在谁手上，那都还是朝廷的财富。
长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一直秉承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清朝闭关锁国之后，唯一一个向外界敞开的窗口只有广州港而已，但即便是这样关税的收入也是清政府不会小视的一笔收入，毕竟那个时候中国的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绝对的顺差，基本上相当于只出不进，赤裸裸地敛财，从这个方面讲，西方人那么迫切地想打入中国市场也不完全是出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性，说到底无论是哪个有正常头脑的国家也不愿意看见自己一天到晚的砸钱，更何况这个让他砸钱的那一方还是他不得不去合作的贸易伙伴。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鸦片战争的前十几年就已经改变了，欧洲人在尝试了多种打开中国市场的方法之后终于确定并达成一致共识——鸦片这东西是目前为止打开大清帝国市场最好的敲门砖，要说西方各国的本来目的并不像后来被总结的那么险恶，至少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大清帝国动和印度一样的心思，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用鸦片来削弱清朝八旗的战斗力这样的用心，仅仅只是单纯地想做生意而已。
当然，从客观上而言，他们的确是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军队战斗力与日剧下，国民孱弱，以至于在后来1840年得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1860年的战火更是让这个昔日世界霸主的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在那以后的中国。外国人犯了罪，清政府不能抓，不能审，得让外国人自己去办，别说西洋人在中国做生意中国政府不能跟他们征税，连关税也要与西方各国协商制定，完全成了西方工厂的给养地以及垃圾场。
如此一来清政府能从西方人手上拿到的银子几乎为零，反而还每年要大笔大笔地往外送银子，非但如此，这往外送的银子还被西方人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逐步累积，最后变成了朝廷连想一下都头大的天文数字。
而此时的大清国又正在应验那句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老话，国事上处处不顺连老天【文】也要来插上一脚，不是今天这里【人】来场地震，就是明天那【书】里发次蝗灾，长江年【屋】年泛滥，黄河频频断流，无论哪一样都必须朝廷拿出大笔大笔的雪花银去料理善后，最重要的是，这钱花的还不一定能花到点上，朝廷上上下下都清楚得很，这赈灾的钱款说是皇恩浩荡救济灾民，但起码有一半是要用来“打赏”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若是真正到了灾民的手里还能剩下碎米的话，那就已经是这些当官的大发慈悲，是朝廷的造化，不过，通常这种情况可能是难以发生的。
如果是康乾盛世的时候还好说一些，毕竟那个时候朝廷虽然一天到晚在边关上战事不断，有大笔大笔的军费开支，但是好在风调雨顺，贸易顺差，要粮有粮，要钱有钱，发下去的赈款被贪污被挪用，造成民怨沸腾，如果朝廷想追究就派一两个钦差大臣带着至高无上的皇命彻查贪官，如果不想追究，大不了再给当地补发一份，反正大体上是能让大多数人吃上饱饭，虽穷却不至于到“思变”的地步。
可现在就不同了，朝廷本来就欠着西方各国大笔的战争赔款，又得向外国买军火强化武备，能挣上来的那么点可怜的农业税有时候职称朝廷这些用度都困难，要挤出来点儿赈灾款那整个国家基本上也就陷入了“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惨景，更别说再去补发。
老百姓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自然是要怨恨朝廷，别说现在这朝廷姓的是“爱新觉罗”在老百姓眼里本来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鞑虏，就算他是黄帝、炎帝的直系子孙，如今把老百姓折腾到这份上——而且不但是自己折腾还任由夷人来折腾，天下黎民任谁也会待见他们。
其实，朝廷内部也的确是有自己的苦衷，面对每况愈下的财政收入，以及持续上升的外债和反政府情绪，却也找不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帝国最高层和最低层的积怨越来越深，却又无法相互沟通，说到底，是中间那层太不仗义。
不过，这的确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多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国家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国这条船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漂流了两千年，当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质量再好，如今也已经是老化腐朽，不换，就只能等着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对于已经渐渐开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动历史前进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个计划而言，19世纪末的清朝内部所呈现出的极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给他带来的并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碍，至少有一点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国朝廷内部包括西太后在内的掌权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动物，办洋务也好，继续守旧也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个人理想。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观念看来多么荒诞不经的意见，只要能够产生这些掌权者认为回报大于其付出的政治价值，他们都会欣然接受。
而对于现在的大清来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只在于两个字——“缺钱”。而且是因为“缺钱”使大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名相管仲曾经说过“仓廪足而知礼仪。”
这套理论在道学先生们看来可能是悖论，因为他们想来是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
但是政治动物如果是君子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长为一个“政治动物”了，绝大部分的可能是沦为“同类”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动物通常没什么信仰，而是嗜权如命的生物，而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这些人的眼里，活下去比什么都要重要。
在这样一个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续都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问题的时候，高层的统治者们才懒得管他遵循的道统是该姓“孔”还是姓李，活命是最关键的。
因此，无论是什么法子，只要能来钱，来钱多，来钱快，都是这些当权者眼中的金玉良言而且很有希望升级成金科玉律。
要说在19世纪末的大环境下，最能吸金的产业当然是进行贸易，而且不是韩非子当年所定义的仅仅倒卖货物，赚取差价的传统贸易，而是要利用工业时代的新兴科技进行大规模生产，大范围融资，将销售范围面向整个世界的国际化贸易。
按机遇来看，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严密控制，处处压迫，但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难得的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还没有开始繁荣，大清帝国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远东第一强国，，他绝对不会让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即便是时代的错误。
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鼓励工商的确是条发家致富的捷径，尤其是长江航运的成功更是告诉了身处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并非不能再在洋人“占据”的舞台上得到丰厚利益，在国外，中国仍然拥有者茶叶和丝绸这些东方本土产品的出口优势，虽然英国人也在印度种植茶叶，但这到底仍然是中国的东西，硬要在别的地方发展必然就试了神韵，在市场的竞争力上肯定就会跟着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时也只是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与清帝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国的压制，并没有真正完成兴旺，无论在哪个方面在此时都难以和清帝国——这个曾经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威胁。
而就国内而言，一旦商业开始繁荣，厘金税也可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为朝廷谋取利益，最重要的是，在慈禧太后这一批人的眼里，商业是一件旱涝保收的事儿，不管做生意的人赢还是亏，朝廷肯定可以稳赚不赔。
更何况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也从来没说过不允许经商这类的话，相反他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著名的商人，而他老人家本人也亲口说过“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道，自然应该是包括所有正当行业的，即便说过又能怎么样呢，反正连朱元璋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贫农也把孟子的书翻版了好几次，大不了清政府再给全国下发一套新版本的四书五经。
而若是要追究中国封建统治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源头，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用处，反而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大——商人由经商而得到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贿赂官员，可以用来买官，可以用来购置大量的土地，动摇弄本社会的根基。反正自古就是这样——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现在，显然不是朝廷担心这些的时候，说到底，要造成这些影响绝对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而朝廷此时需要顾忌的则是生死存亡的燃眉之急，孰重孰轻，一比便知。就算是这些有钱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