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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两三年后，礼部尚书在刚过花甲的高龄很识相地向朝廷递交了辞呈，皇帝也没有已经被看成例行公事地一再挽留，爽快地答应。
翁同庆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干了几年，就又被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家太子少保，并接替他父亲的位子，荣幸地成为了道光皇帝三位皇子的老师，这三位皇子自然就是后来成为咸丰皇帝的爱新觉罗奕裕⒐淄醢戮趼揶叁�，以及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并在咸丰皇帝去世后被两宫皇太后圈定为帝师人选，也的确是给当时仅有六岁的小皇帝载淳教过几天课。
本来他大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稳稳当当成为两代皇帝的老师，让将荀氏的光辉推向无以复加地顶点，却其却意外地在同治二年的时候辞官隐居，而且光自己辞官隐居，告老还乡不算，这位老人家还带上了自己刚刚中了榜眼，供职翰林院才没几月的儿子也一起带离了朝野，竟是一副要与清庭决裂的态势。
至于荀大人为何要辞官归乡一事，沈哲也并没有从钱喜那里得知多少内幕，毕竟是同治二年的事，钱喜那个时候还在淮河边上玩泥巴呢，关于这整个事件，也只有进宫之后才听说。
似乎是因为同治二年的时候，山东、热河等省的巡抚上书说由于太平天国在江南造成的十多年的动乱，大量流民北迁，而山东、热河之地本来就是人多地寡，田壤也不甚富庶，无灾之年尚且还不断有人向或从渤海水路，或走陆路向山海关之外的辽东以及察哈尔等地迁徙，如今此等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屡禁而不能止不说还更加加剧了百姓对朝廷的不满，助长了捻军的气焰，长此以往，对朝廷失败害而无一利，因此请求朝廷，既然东南沿海的海禁造就已经废除，难么对渤海的海禁政策也应该相应放宽，以平民意。
奏疏被送到了京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东南沿海已经解除很多年，但是一来这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逼的；二来，当年康熙皇帝时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实行海禁，那是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氏王朝的战时需要，这与渤海的海禁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个人情感完全是两码事，关于前者，既然台湾岛已经收复，而又有外力威逼，这要解禁解了也无妨，而后者本来就是清朝刚入关的时候为了防止大量难民涌入东北，尤其是辽东，破坏了大清的龙脉才立下的规矩，现在自然不可能又为了同样的理由把这条规矩给废除了。
如果这份奏折是提早了个二三十年被呈上的，朝廷不拿上书的这个人以谋逆之罪论处那都已经是天大的仁慈，更别提是还会就此引发什么廷议。
但是毕竟是时过境迁，同治二年正是大清帝国的皇族最虚弱的时候，除了参与辛酉政变的恭亲王意外，所有爱新觉罗的宗室成员都成了华丽的背景墙。
经历过长时间的汉化，大清的中央皇权的执掌者，基本上已经淡化了起初那种强烈的民族观念，而乾隆皇帝时期，随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终止，也宣告了中央朝廷内部的满足亲贵们，作为统治民族的优越性也已经终结。
另一方卖弄，此时清政府统治中原已经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异族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减了很多，虽然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沉痛一击，但却也因此更加感受到了来自汉族臣僚的温暖，早就没有了清朝刚入关的时候那种草木皆兵，看谁脸上都像是写着“反清复明”四个字的感觉。
因此，当同治二年，这份奏疏被放在了两宫皇太后的案上时，朝廷内部很自觉的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已经势力渐微也不太受两宫皇太后待见的皇亲宗室，以及一些满族大臣；这一派的主张仍然是坚守渤海海禁，不可让这些刁民得寸进尺，一窝蜂地涌向大清国的龙脉，反派则认为，老百姓要走，不是你不开渤海海禁人家就走不了，海路不通，比人可以走陆路，虽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且是九死一生，但有“一生”总比呆在关内饿死好，反正人家是怎么着都会走，那朝廷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人家痛痛快快过去算了，何必搞得大家都不自在，更何况，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朝廷屡次下令禁止，但是从关内到关外的老百姓千八百万的肯定是有了，不也没见着大清的龙脉有何损伤，反倒是朝廷现在不予民便利，正好是为到处宣传朝廷有多残暴的捻匪现身说法。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东北一带一直地广人稀才使得守备不易，从而导致了沙俄方面对大清东北领地的鲸吞。
由于从小受的教育不同，两派的攻势也大相径庭，前者宗室派资质文采疏漏，大多大打亲情牌，找着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哭得是稀里哗啦，把当年太祖皇帝是怎么以区区十三旗起兵一直到前些年的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就这么前前后后帮两宫皇太后把大清国的国史复习了好几遍，恨不得可以倒着背。
而后者皆是舞文弄墨的出身，引经据典，以理明志，也是毫不示弱，在这众多雪花片一样的奏折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就是一门已出了三个帝师，朝中尊贵无可比拟的荀氏现任当家人荀同庆莫属。
比起热河、山东两省巡抚的上书，荀同庆的上书显得更加具有气势——两省巡抚的主张是适当放宽政策，而这位荀大人就更加坚决，向朝廷表示，既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干脆就别禁算了。
从人员阵容来看，主张继续实行渤海海禁的一方虽然身份都尊贵无匹，但多是些名贵的摆设而已，除了皇族的头衔一点实际权力都没有，唯一一个权倾朝野的恭亲王还表示就此事自己保持中立，哪一边都不会帮，而那是清流和洋务派还没有闹翻，因此主张开禁的另外一派，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汉族官员，不但有荀同庆这样的高门望族之后还有在京外任职，手握重兵的湘淮中的封疆大吏们。
这样一个局面乍一看胜负很明朗，宗室一派似乎必输无疑，但半个月后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吃了一惊——两宫皇太后降下懿旨，渤海海禁无可变更。
客观来讲这个结果虽然是让人吃惊，但绝不至于震惊，毕竟辽东是大清帝国的龙脉所在，别说清朝的统治阶级本身就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民族，就算是个根正苗红的汉族统治者也没人愿意让别人到自己家的祖坟上开荒种地，浇水施肥。
而两宫皇太后虽然明确表示，渤海的海禁如旧，但是对于主张开禁的一派并不是一点妥协也没有，海禁固然不改，但是每年的通船次数却从一次扩展到了三次。
严格意义上说，虽然没有采取荀同庆全面开禁的主张，但是对于最初山东和热河两省巡抚的奏疏应该还算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因此，荀同庆的派别在此次博弈上的确算不得是成功，但也决不能说是失败，更何况，这个派别中的成员不只荀同庆一个人，甚至是比他位高权重的也大有人在，就算是要承担责任也轮不到他，而且廷议本来就是但说无妨，沿着无过的场合，朝廷也不会因此就要去治谁得罪；但偏偏这位荀同庆荀大人却在第二天就递交辞呈，带着老婆孩子到了乡下隐居，更令人不解的是，发生了这种事，以西太后一向表现出的爱才之态，此时应该亲自上门劝慰挽留才对，但这次两宫太后都一反常态，略作挽留之态後就收了这份辞呈，表示想走就走吧。
于是，在同治二年，仅仅当了小皇帝一年老师的荀同庆彻底告别政坛，看似一切正常，但很难让人不去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后来，大概是事件平息了，朝廷又陆陆续续去请了这位老先生几次，但人家也很有范，不但不出山，连陶弘景那样的山中宰相都不肯做。
因此，这次荀同庆毫无预兆地重返朝野才让军机处掀起了这样的风浪。
但是军机处的骚动仅仅是个预告片，沈哲虽然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大概不会太平，但是却没想到，风雨已是须臾而至。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9）
沈哲只听到两个连接紧密的“啪、啪”声，一份奏折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脚前。
载淳这个扔奏疏的动作，无论从投掷角度还是用的力道上都扔得很有水平，在荀同庆、李鸿藻这些外人看来，皇帝的意思似乎是大发雷霆，要把这封奏折，甩在沈哲脸上以泄其心中怒火，但是最终奏折不过是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了沈哲的脚下。
对于自己的“失手”，载淳显得有点不甘心，眉心紧紧地拧了起来，高傲地稍稍扬起下巴，道：“沈卿家，这祸事可是你惹出来的，你看现在这乱局该怎么收拾？”
沈哲弯腰拾起地上的那份奏折，但注意力却集中在余光范围内的荀氏父子和李鸿藻一行人身上，对于沈哲来说，这些人就算是不知道这奏折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收到的风声肯定比他沈哲要多得多，此时此刻，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事态发展的晴雨表，而其准确度绝对高于100多年后的天气预报。
在这些人中，恭亲王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偏偏恭亲王早已把喜怒不形于色地功夫练就到了最高境界，面色上无波无澜，看不出有任何情绪，而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两个人虽然历经宦海沉浮，但到底是文人出身，况且均以他沈哲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倒是在面色上还有一些颇为幸灾乐祸的喜色。
朝廷中的事儿，总是有几家的欢喜就必然会伴随着几家的愁，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些人要有好心情这个“上层建筑”，基本上得以他沈哲的倒霉为“基础”，这一次计划外的面圣看来他是凶多吉少。
但细想一下似乎又并不是如此，刚刚载淳朝他扔奏折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见载淳的嘴角略微向上勾了一下，虽然只是转瞬即逝，还是被他准确地捕捉到了，以沈哲的经验判断，这样的表情明显地表明载淳的心情不但不紧张，反而和荀同庆、李鸿藻这些人一样愉悦，这就显得有点矛盾，沈哲可以说是载淳现今在朝中唯一一个自己人，但凡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