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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都不尽相同，有为皇位的，有为报仇的还有为出名的，当真是防不胜防。
雍正皇帝恐有不安却无任何解决之法，只能自己憋屈着，越憋屈，就越觉得周围的人心怀鬼胎，疑心越重心里就越憋屈，由此终于形成了难以缓解的恶性循环，看谁举荐下属都觉得是结党营私，看谁弹劾同僚就觉得是党派纷争，发展到最后是看个奏疏都觉得被人改动过，很不得把整个中央机构乃至地方机关都搬到自己眼皮底下来办公他才安心，因此雍正七年这个不在清廷计划内诞生的官署——军机处很适时地迎合了雍正这一心理，首先，军机处与雍正寝宫养心殿比邻，不仅方便圣上不定时查岗，军机处的官员们也能将国家大事及时向雍正报告；其次，人数少，容易管理；再次则是官员都是从各部借过来的，可以随时替换，人口流动性加大也就不好缔结过分深厚的个人感情，一切人等皆以皇帝之利益为利益，皇帝之危难为危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老实实地当政治顾问。
军机处在紫禁城里有了正式户口，雍正皇帝心满意足充分发挥自己的劳模精神，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对于办理军机处这个秘书机构甚为满意，办理军机处职权日涨，从策划军事行动发展到国防，税收，政务，刑狱官员考察任免无所不包，总之只要是大臣上的折子先交给军机处再说。雍正驾崩后，他的儿子——同样对一切都充满控制欲望，喜欢国家大事一把抓的乾隆皇帝更是十分珍惜其父留下的这份遗产，将办理军机处更名为军机处，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军机大臣是无日不被召见，无时准备着领命办事，就连皇帝出游，也有军机大臣不离左右，其人员配置也随之增多，仅军机大臣而言，最初是三个，后来发展成了八个，九个，最多的时候有十一人。嘉庆年间始定军机处满汉章京人数共三十二人，军机大臣数量仍无定制。乾隆过后的几代皇帝虽然都没有其祖辈和父辈的干劲儿，但也都是乖儿子，不敢违背祖制，军机处的人员只增不减，地位只升不降，一副江山永固之姿态。
沈哲初赴军机处就职的时候还颇有些神圣和自豪，毕竟这个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全大清士子的终极梦想，他固然不属于这些士子之列，但这份正式进入国家中枢的优越感也不难让他为之忘乎所以的骄傲片刻。
的确，沈大公子飘飘然的心情也仅仅只持续了片刻，不是他宠辱不惊而是现实实在太震撼——
军机处狭小的空间内满满登登地挤了将近二十几号人，没有人的空地堆着小山一样的奏折，提案充斥着，基本上没什么下脚的地方，这个全国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样想唐代的修史馆那么惬意曼妙，能让人气定神闲，工作享受同时进行。
满清政府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觉得哪儿都是天大地大，丝毫没有空间有限的观念，因此，虽然军机处百年来生命力旺盛，人口进入率远远超过输出率，可办公地点却未见加赠，。517z。整个军机房在沈哲看到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比拟农村里过年过节去赶集的牛车——一个车板上恨不得要四世同堂。
沈哲几乎又听到了年初，在从保定来京城的路上，张树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的那句：“京官不好当呀。”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3）
沈哲前一天和章云平见面出了些意外状况，本来打算仅耗时两个小时的短暂会晤变成了直到“东方之既白”的促膝长谈才算是把这位基本上丢失自我的章老板给打发过去，沈哲整个晚上都在后悔两件事——其一，自己在法国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那么多话干嘛；其二，自己下午的时候何必在确定章云平已经一如那个不知道到打哪来的老头预言的那样失去“前世”的记忆，何必还没事找事儿的再问上这么一嘴。
不过好在，他还有值得庆幸的两件事，就是章云平没有想起来所有的对话内容，其中就包括他有一百个嘴也解释不清楚的，清华学校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二则是章云平在对自己记忆空白部分的判断上，表现出了难得的以及出奇的单纯，沈哲说什么他都信了，到后来竟然让一贯不管对谁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已经基本不会有愧疚之感的沈哲都有些不好意思。
要说这章云平失忆虽然看似失得挺邪乎，但沈哲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似乎也不是一瞬之间的事，严格论起来，年初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细微反常但并不显著，再加之沈哲与章云平是属于一见如故型的，彼此有情虽深厚，但是毕竟当时没讲过几次面，对于对方的底细性情都不是十分了解，以至于沈哲也太没在意，只当章云平是文人情怀，眼看春景降至，总得来一阵感伤才对得起他那么些个春来了悲伤春天在美好也会逝去，秋来了担心寒冬马上就来，一年到头就没有个愁眉舒展时候的祖师爷，而那个时候他也的确仅仅只跟两宫太后见过面而已，可能还并没有对未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表象真正明显起来应该是二月份之后，也就是他和同治皇帝开始正式合作以后的事，最大的特点就是章云平的口音变了，现在回想起来，章云平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原来的京片子变成了广东腔的官话，但沈哲当时又刚刚供职军机处，同治皇帝和太后又一天四五次地找他畅谈天下，根本没什么时间跟章云平酗酒，这小半年的时间，也就是去万国公馆视察进度的时候见过一两次，当时的确也发现了他的口音似乎与以往不太相同，但是也没放在心上，毕竟人的口音挺容易改变的，比方说他沈哲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个南方人，只在京城呆了两三年就一口京腔，想扳也难得扳回去，前段时间看见两个江苏来的官员，还想去套套近乎，找找故乡感觉，结果刚凑上去还没来得及到招呼就已经懵了——那两位叽里呱啦说的地道的应天土话，他居然已经一个字都听不懂了，想来章云平是跟他同乡呆的时间长了口音就被带过去了，现在想想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脑海里关于四十多年之后的那段记忆就不存在了。
好在，章云平毕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思想志向倒是还没有变化，不过明显不像以前那么亢奋激动，理性了不少，这也印证了沈哲当时所想，忘记了过往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因祸得福，说到底，凭一腔热血冲在最前面壮烈牺牲的人固然勇气可嘉，也可歌可泣，但仔细想想他们的热血如果不是洒在地上而是仍然留在他们的血管里，他们也许还能为国家制造更大的价值。至少章云平这个人只要别通敌叛国，就算只守着他那点，拿他从法国学回来那些东西教育教育后代那都比当炮灰划算。
但是尽管有诸多便利条件，结果也还算美好，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沈哲仍就觉得自己的整张脸都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的黑线，头皮一阵阵的发麻，来这边这几年还真是长口才了，从前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能编呢？
——现在在章云平同学的脑海里，国父孙先生成了一个海外归来的医生，袁世凯就是地方团练里一小公务员，康梁是思想进步的教书先生，这几个好歹还说得过去，毕竟孙中山的本行的确是个大夫，袁世凯这些年差不多应该在庐州团练里就职，而康梁这些读书人哪个不带一两个学生，到苏俄就开始不靠谱了，沈哲又不能照实说它就是俄国，因为俄国的“俄”字前头就算是可以加字，那此时加的也不是“苏”而是“沙”，这个时候，连列宁可能都还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谁，到哪儿去找苏维埃俄国呀，结果这个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国土面积第一的20世纪上半也的超级大国，就硬生生地被解释成了中俄边境的一个乡，不过沈哲这一代人对苏联并没什么特殊感情，歪也就歪了，但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安在了这二三十年来的各地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头上。真是罪过呀罪过。
沈哲一路上都在进行自我催眠，一遍一遍地对自己重复——“两个世界不一样。”虽然很明显，这两个天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造出的惊人雷同的两个次元之所以会分道扬镳，始同归殊，最关键的转折点不只是在于他来到这里，也不只在于这个次元的同治是个帝王之才，而是因为他与同治的会面使同治心里本该永远深埋下去的志向有了实现的可能。
不过，万物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还没发生过的事本来就不能人为去冠以“应该发生”或是“不应该发生”的标签，或许，这个世界的轨迹本来就该有他沈哲的一席之地，这个世界的历史，注定记住，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当口有沈哲这么一个眼光超前，与世迥异的世家公子。
只是此时沈哲还并没有去想这么个道理。一定程度上说他是个功利的人，若要付出就一定要看见自己付出的价值，因此在这样一类在他看来十分纠结，即便是想通了也产生不了任何实际利益的问题，他宁可将它压下去不管，毕竟，这个时候，等着他去完成的事情实在太多。
军机处一天工作的开始一般是在早上五点多，但是官方的规定的下限则是在八点，沈哲通常是会七点多到，保证不迟到，今天是特殊情况，他到军机处的时候约莫比平时要早了一个多小时，怎奈，他这么一次难得的巧合性勤奋仍然被至少在表现方面十分具有黄牛精神的京官儿们的光辉给湮没殆尽——军机处的气氛与平时他按正常时间抵达所看的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尚处清晨房内的气温还没有像平时那样达到桑拿房的标准，但是该来的一个没少，而且都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其忘我状态让沈哲都觉得自己对不起那点儿微薄的薪水。
沈哲正想着不管怎么说是难得来早一回，不去上司那儿点个卯肯定是对不起自己，正巧奏事处的人刚刚把折子送到，他这个军机章京顺理成章地把折子拿去给军机处上行走。
去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