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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个一个普通人，他除了担心每年过年过节，生辰死祭的时候到底是子子孙孙围着他的坟包哭得死去活来，还是枯木残酒无处话凄凉，担心自己棺材的薄厚是不是按着他的要求定制，有没有偷工减料，担心自己葬礼的排场能不能比过邻居家刚仙逝的老太爷，必然还要花点气力想想自己那一亩三分田是怎么个分发。
而对于咸丰来说，他死了之后不管多失败仍然是大行皇帝，新接班的最高领导人的爹。陵寝自他即位那年就已经开始修建，如今已初具规模，如果他现在就死了，他的凶礼（清朝皇帝的葬礼）自有礼部，銮仪卫和内务司替他办得妥妥当当，云南金丝楠木的梓宫，寸木寸金；按大清典制，七十二人抬棺自东华门而出。六十四位引幡人在前，其后是一千六百二十八人的鹵簿仪仗队，或扛着兵器，或扛着幡旗，或扛着绸缎扎的“烧活”。梓宫之后，则是八旗铁骑一路护航，便是他的叔伯辈的皇亲国戚，无论何故，必须到场，再加上诵经的和尚道士，送葬队伍，见首而难见尾。要是谁的排场比他大，那可是几近谋逆的大不敬罪过。
逢年过节的，即便是他的儿孙们忘却了，也会有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提醒着，仅次于祭天祭地的规格，而他的子孙们也绝不敢对此表露半分不满。
他唯一需要担心的身后事，就是他的遗产分配，他可以操控的遗产也不只二亩地，而是整个天下。平心而论，相较于清朝以往的皇帝而言，他的问题简单了许多，因为他只有载淳一个儿子。他身后的大业自然要载淳继承，但是朝廷中他真正可以控制的皇权又有多少。载淳年幼，而载淳的生母懿贵妃二十七岁，他的皇后二十五岁，此二人者兰质蕙心，天资聪颖，又是正当壮年，幼主当国很有可能变成变成女主当国，牝鸡司晨，此乃亡国之兆。他的弟弟奕䜣，天纵英才，内有湘淮军与之深交，外有“外国友人”相扶持，此次又留守北京担当大任，屡建奇功，朝野上下呼声甚高，无论才情功业，比之当年的多尔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准备委以重任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和军机处的穆顺、匡源、杜翰、焦佑瀛这八个人，他此时并不怀疑他们的中心，但人是会变的，权力助长欲望，欲望造成对更大权力的渴望和赚取，谁也不知道日子久了会怎么样，当年，顺治皇帝托孤鳌拜的时候，鳌拜也是个一等一的大忠臣，到头来还不是成了康熙一朝，可以与台湾的郑家，云南的吴三桂比肩的祸患。如果未来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和皇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那么除了**干政，外戚专权外，他儿子载淳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如果他的弟弟奕䜣最终会挟天子而令诸侯甚至取代侄子载淳的地位，那么天下至少还在爱新觉罗的子孙手中；但是如果是这八个大臣中出了个图谋不轨的弑君之徒，那么大清两百余年的基业便是彻底毁于一旦了。当年鳌拜之乱，有康熙帝的英雄年少的果断机智，而作为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可以与康熙皇帝可以不相上下，但是，同样是作为父亲，他清楚，爱新觉罗载淳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证明他将来有可能成为千古一帝，反倒有几分的顽劣不羁，不禁让他想到前朝大名那个同样是他爹唯一儿子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更何况载淳此时只有六岁，就算是开窍开得早或者天赋异禀，要亲政也要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么长的岁月，他可以相信谁会对载淳始终忠心不二又能保住爱新觉罗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呢？
还有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新近崛起的湘淮势力，在咸丰的心里本来就还残存着那么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经过太平天国的刺激，更是对外族莫名抗拒，在他看来，前面那所有的担心，说白了仍然是满人自己的事，但湘淮势力的成员不但是清一色的汉人，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军事势力，最令咸丰不安的一点是，这支军队与爱新觉罗家血脉相连的八旗铁骑，拿钱打仗的绿营军不同，湘淮军上下有着紧密的血缘，亲友，同窗的关系纽带，层层绝对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焦点只集中于曾、左、李三人，几乎与朝廷完全脱节。这三个人服从朝廷，湘淮军就服从朝廷，这三个人哪天看朝廷不顺眼了，这支今时今日清政府最强有力的武装就是朝廷的敌人。偏偏此时，大清内忧外患，这三个人的地位便是康乾二帝死而复生，怕是也撼动不得的。
这一夜，咸丰辗转反侧，终于想到了解决法案，当然，是自认为的解决方案，用的套路，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心意，总结出来无过于四个字——权力制衡。
力阻自己的亲兄弟奕䜣前来承德，将他排除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之外；设置八大臣辅政，让八个顾命大臣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实现天朝的中兴，爱新觉罗家天下的稳固；另一方面，又将两枚宝印赐予自己的两个老婆——毕竟在咸丰眼中，这个世上能真正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载淳的只有他的生母和嫡母，创立“铃印制度”，让今日的皇后和懿贵妃日后的两宫皇太后可以不必干政但有效制约八个顾命大臣的权利。
咸丰觉得他的安排天衣无缝，甚至可以说是这辈子自己做过的最天才的一件事，在这年的农历八月十七日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他可以说是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悲剧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没怎么见到过自己希望发生的事，他死了之后他的意愿也没有得到延续。其实，他权力制衡的想法并无过错，三省六部是权力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也是权力制衡，但是既然是制衡就应该把权力都制衡，没理由留着北京那股最大的势力彻底无视，想来咸丰可能也是病糊涂了——他把奕䜣排除于托孤行列之外，不代表奕䜣的实力就消除了。而他颇为好好先生地安排两个妻子无需参政，也太低估他这两个枕边人对政治的兴趣了。
最终结果则是咸丰皇帝的千思万虑尽如空，一场辛酉政变，八个赞襄政务大臣死的死，不死的半死算是彻底告别权力场，而咸丰两相授权，两相制衡的权力分配，最终演变成了一方什么制衡都没有了，而一方什么权利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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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铃印制度：咸丰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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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叨几句：这里先跟各位看官表示感谢还有……就是道个歉，因为现在期末了嘛，学期论文特别多，还要准备考试（一个学期荒废的结果_％>；_<；％）文章写得也比较急，笔误可能有一些（主要是吧，正好也在写近代史的学期论文，所以有点小混乱），写完也没什么时间看，呃……好吧，不辩解了直接保证吧，等考完试，时间充裕了一定把以前写的重新检查一遍，在此之前，就请各位看官大人多担待啦~
当然，本故事纯属虚构，大家看着图一高兴，无论是人物评判还是什么都是在下一己之见，不含任何褒贬意图。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看官大人的支持~
第十一章 第二份咸丰遗诏（上）
自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开始，京城历经元明清三朝，除了明初有那么几十年的退居二线以外，前前后后当了足足六百年（此指1272年至1871年）的全国首府，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自豪感自然比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地域的人都要高涨，不管遇到的是贩夫走卒还是蹲在城墙根旁边，缩个脖儿双手藏在袖子里的家世没落的八旗子弟，都是极为能侃以及会侃的主，顺天府那些深宅大院里的事，他们弄得比当事人还清楚，而且事无巨细，有问必答，通常情况下还可以得到买一送一的优惠，情报的价钱也是极为低廉，地摊上的一个驴打滚，贵些的一包酱牛肉就能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带，只带耳朵去听就可以了。
随着京城里告老出宫的太监宫女和皇帝的穷亲戚越来越多，说的人也增多了，其导致了朝廷秘事的谈资增多，而听的人仍然就那么些个，产品输出过大而市场不见明显增长，也就有了产品的优劣之别。
那个年代，皇帝太后，当朝大员就是明星，朝廷宫闱的八卦就是新闻，新闻都讲究个时效性，因此，谈论什么康乾朝的秘史在北京大街小巷都已经被嗤之以鼻认作是过时的表现，为黎民黔首所不齿。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京城人人眼里，和咸同二帝，两宫太后有关的秘闻，那才是有分量的，拿得出手敢在茶馆里显摆的。
沈哲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个喜欢大街小巷乱窜，东打听西打听的人，诸如此类的朝廷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也听了不少，关于十年前的那场祺祥政变的“隐情”更是可以一天听上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就两宫太后怎么给恭亲王懿旨一事，他听过的花样就不下七八种，有人说两宫太后给恭亲王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子带到北京的，有人说是西太后让他的心腹——一个叫安德海的太监交给恭亲王的，有人说，是恭亲王在他哥哥的棺材前哭灵的时候，慈禧慈安充分体现了作为嫂嫂对小叔子的关心，给恭亲王赏了碗面，这懿旨就写在碗底下，还有人说得更富有戏剧性，说是肃顺载垣等人怕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对他们不利，恭亲王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以叔嫂相见不合礼制为由严加防阻，恭亲王最后是装扮成了萨满巫师才得以和太后接上头，把辛酉政变的策划制定下来。
也有人说了，根本没什么懿旨，两位太后一开始也没打算把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怎么样，只是听说肃顺和另外七个人曾经向大行皇帝建议，模仿当年的汉武帝，留子去母，把皇后和懿贵妃都杀了以免日后祸患，咸丰想的还只是会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