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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沈哲所知道的那段历史中，就是因为近代中在于日本的交涉中这第一步走的不怎样才有了后来那么多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北京专条》的直接原因在一百多年后都没有解决，沈哲可不准备在重蹈覆辙。
就在沈哲左右权衡之间，同治皇帝载淳不是时机地给他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此次督察渤海海禁新策的任务，竟然是自他步入仕途以来就一直和他互看不顺眼，水火不相容的清流派的中流砥柱荀同庆。
沈哲起初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渤海这趟自己无论如何肯定是不能去，虽然不知道荀老夫子此举究竟意欲何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荀同庆所代表的清流派毋庸置疑是他这个洋务派的敌人。在对手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他虽然没有办法制定出一套详细的对应计划，不过还是可以坚持一个原则——敌人希望发生的事情，一定不要让它发生总是错不了的。
但是随后，有沈哲一手策划从清陵卫中分离出来的情报部门就可他带来清流派各位重要大臣的最新情报，而这些情报带给他的信息就是让他督察渤海海禁新政之事似乎并不是清流派内部的一致决定，或者说，这个决定根本就是荀同庆他老人家的一家之言，而清流派之中的一些栋梁人物对此非但不支持反而反对的呼声很好，只是碍于团队精神，没有立刻想同治皇帝进言反对此事。
这样的情况让沈哲觉得事情比预计的有趣许多，纠结之余，他的铁杆儿哥们——因为成功承包了“万国公国”的建筑工程而在民间名声大噪的章云平倒是在这个时候把沈哲给一语点醒。
比较具有人情味儿的章大老板认为，对于清流派的这些人，尤其是荀同庆这样的正人君子，沈哲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模式等效替代，比起以洋务派的价值取向来思考，用四书五经的传统思想来考量说不定会更为实际一些，因此，如果排除清流派的团体利益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荀同庆大人的举荐，很有可能是因为沈哲先前去荀同庆的府上为皇帝载淳当说客的时候让荀同庆老先生对这位年轻的帝国新贵另眼相看。也就是说，荀老先生之所以会向朝廷举荐沈哲来督办渤海海禁新策事物，只是单纯的觉得沈哲能将这件事情办妥，办好，除此之外也再没有其他的目的，这也的确是很符合儒家“外举不避愁，内举不避子。”的思想情操。
沈哲听到这样一番理论，当时觉得有些不舒服，觉着这好像是转着弯儿地骂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转念想想似乎也只有这种可能。
而同治皇帝方面，倒是很想让沈哲接下这个任务，因为如果荀同庆的举荐是一个忠心老臣真心实意的为国着想所做出的决策而不是清流派出于一些政治斗争的目的想出来的以进为退的计策的话，这件事无论对于沈哲还是同治皇帝载淳都不失为一件好事。如今京城这边圣母皇太后流连于在圆明园那几处劫后余生的宫殿里过她的“安闲”日子，对同治皇帝的控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松弛期，同治皇帝虽然心中仍然有些余悸，不敢太不饱圣母皇太后当回事儿，逢有重大事务，隔三差五地还是要差人往圆明园送一趟，圣母皇太后批不批是无所谓，最主要是要走这么一个形式，让圣母皇太后明白，载淳这个当儿子的心里还惦记着她，虽然这些功课不能少，但是总体而言，载淳算是苦尽甘来，“农奴翻身得解放”。
而对于他母后的私生活虽也听见过一些风言风语，也不以为意，毕竟此时他的前途是最重要的，用不用为自己的老爹出头，那要看自己什么时候能有这个闲工夫再说，而载淳本人也并不觉得自己对这种流言的怠慢有多对不起自己的父亲咸丰，在载淳的心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烂摊子，说到底那也是咸丰皇帝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能把这个残局收拾出来那已经是够给他皇阿玛在大清的列祖列宗面前长脸的，要是以这个为代价去纠结咸丰脑袋顶上的那顶帽子究竟是什么颜色，那就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京城的形式在同治十三年可以说是开始一片大好，圣母皇太后的余威固然是尚在，但是好歹京城里面的老百姓已经知道了如今大清管事儿的人是紫禁城里面年轻的皇帝，而不是圆明园残留的那个小院子里住着的慈禧太后。
京城的官员们无论大小也开始把他这个皇帝当时一回事儿，没想以前权当龙椅上坐着的那个黄袍加身的孩童是空气，甚至有过分理想主义之人将他比作了曾经以其贤明感动了前朝顽固的遗留分子——顾炎武，更让天下百姓至今仍念念不忘至今的康熙皇帝，水涨船高，连一度被认为是牝鸡司晨的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也被追捧为了曾经一度被刚刚没了丈夫的年轻的慈禧太后奉为自己种身奋斗目标的孝庄皇太后。这样的类比，虽然不太符合同治小皇帝的心里价位，但这毋庸置疑是朝野上下对于他这个终于开窍的天子的肯定，而圣母皇太后那边当然是乐不可支，觉得自己这么些年来为大清国兢兢业业还得背负骂名到如今总算是值了，对于自己争气的儿子也就更加满意，而圣母皇太后越满意，就意味着对于同治皇帝的管束就会放得越宽，放得越宽，载淳自己可以决定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甚至是托他母亲经营有方，又四海安定的福分，他这个皇帝当着比他老爹咸丰还要舒心得多，至少，他没有碰上像太平天国那样一天也不让他的消停的内乱。
京城的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由皇帝而不是圣母皇太后所统治的大清。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帮着地方上的官员们扭转观念，尤其是各个省那些湘淮军的总督，巡抚，封疆大吏。
而这样一个职务，湘淮军出身的沈哲自然再合适不过。
而这次督察渤海海禁事务虽然只涉及到山东和辽宁两地，但是如果能影响到总比没有影响好，何况，这两个省，一个是他爱新觉罗家族的发祥地，一个拱卫着京畿，同时也是大清文人的精神支柱，在帝国中的地位绝非其他省份可比拟。
而且，同治皇帝也相信，作为他的第一幕僚的沈哲，在宣扬的工作上，沈哲一定会巧妙地将渤海开禁的功德尽数归到他载淳的头上，不失时机地提高他的声望，同治皇帝本人的声望提高，作为钦差大臣的沈哲自然也可以水涨船高在地方上露露脸，至少是可以让山东的老百姓知道有这么以为沈大人，也是这位沈大人为他们带来了来自京城紫禁城中的皇帝给他们的体恤和恩德。总之，这是载淳提高自己地方名望的绝好机会，因此也并不希望就这样轻易错过。
沈哲这边，一面由皇帝的命令，一面有确确实实找不出清流派有什么阴谋的迹象，权衡一二之后最终觉得渤海之行自己的确是应该亲自跑一趟为好。至于日本可能要对台湾发起的战事，仔细想想似乎也不用太过担忧，毕竟，就算是按照沈哲所知道的历史进行，在战争方面也不会有大问题，反正日本方面在战争上肯定没得到什么好处，整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战后要签署的《北京专条》。山东、辽宁等地的消息也不闭塞，到京城路途也不算遥远，足够他临时赶回京城。
于是就爽快的领命，充分发挥了他年纪轻，身体素质好的优势，没有拖泥带水，当天就打点好行囊，连派给他的十几个禁军他都没有等，带着圣旨策马出城。
好在人家训练有素，没几十里就追上了，虽然变成了大部队，但是沈哲本人觉得这帮人都是军伍出身，论起赶路肯定比他强，一路上也没有放慢速度，以至于各地的县官，知府虽然有意给接风洗尘但没有一个是能赶得上趟儿的，往往，邻县的小吏刚来报，钦差大人一行就要到了，没多一会儿自己的人就来告诉他钦差一行已经过去了。
少了这些应酬，就在路上省去了不少时间，沈哲不由地想到湖北安陆一带流传的关于前朝皇帝朱厚熜当年为了赶在众多皇帝候选人之前赶到北京城就扮作被押解的犯人上京躲过了各地官员的接待，得以成为了明朝皇帝的传说。沈哲自己不禁暗笑，觉得自个儿可比那个朱厚熜洒脱得多，也不用办成囚徒，直接不理他们就可以了，其实应酬这种事情，其实两方都是嫌麻烦的，被招待的嫌浪费时间，招待的又怕自己招待不周，反而招人家的不待见，而要说这一路上的知县，知府大多都是湘淮军的旧部，说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搞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着实是没有必要，沈哲动作快，避免令他们的情，自己想把外派任务速战速决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不想让这些长辈为难。
沈哲和各地官员就这样各自心领神会地擦肩而过，一路上都颇为顺利，直至进入山东境内。
到了山东，沈哲仍然保持自己的一贯低调，一行人全部便衣出行，直奔烟台而去，这次的任务虽然是督办渤海海禁新策，但其实具体任务就是在今年第一次航行的时候宣读圣旨，再从山东烟台，走渤海水路到辽宁大连，再把圣旨宣读一遍，顺便的向两省巡抚交待交待皇帝对二位是多么信任，这次的工作一定要落实做好等等，要是有难处就赶快说，看能解决的就赶快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回去禀报，说白了沈哲扮演的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本身，渤海海禁的新政策无论是对于山东还是东北，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的划算又能收买人心的工作，两边的官员都没有道理不去尽心尽力。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沈哲低调行事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