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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塞，就全垮架，就要来甘拜下风了。”
最感觉恼火的是黄大老爷。他是本县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第一。田产最广、收租最多，第一；做的生意买卖最大、钱最多，第一；他在城里的公馆最多，第一；家里人在外面做大小官员的最多，第一，自然，他的姨太太最多，也算第一。所以每一个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衙门的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送名片到黄公馆，亲自上门拜会黄大老爷，死乞白赖地要拜认做门生。这个张牧之竟然不是这样。许多天了，没有去拜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什么不识好歹的后生小子呢？连规矩都不懂了。”
陈师爷出于一番好意，几次劝说张牧之不妨去黄公馆走个过场，以便在县里站住脚。可是张牧之和他带来的几个兄弟伙坚决反对。张牧之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我一见他就想给他脑壳上凿个洞洞，安上一颗‘卫生汤圆’，把他卸成八大块，还不解气哩。要我去给他说好话，赔小心，办不到！”他又对陈师爷说：“你倒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暗地里整治他，把他弄痛，最后还要把他杀尽做绝，解我心头之恨，这才对头。”
张牧之上任后不几天，就碰到审理一个案子。一个本地姓赵的地主告他的佃户刁顽，抗不交够租子。原告被告都传到大堂上来了。照往常规矩，地主进来可以在一旁站着，被告的佃户则应该一进来就下跪的。今天这个佃户上堂还没下跪，地主就作揖说：“禀老爷，叫他跪下，好审这些刁民。”两旁掌刑棍的旧差狗子就照例叫一声：“跪下！”
那个佃户就真的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爷，冤枉。”
“慢点！”张牧之看了，很不是味道。生气地问那个地主：“为啥子只叫他跪，你不跪？”
赵家地主非常奇怪地望着这位新老爷，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那掌棍的几个大汉也奇怪地望着新老爷。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一旁都为新老爷能够随机应变，暗地笑了。
徐大个去把那个下跪的农民提一下：“站起来。”这个佃户还有些莫名其妙，只好站起来。
“你也站过去，站在下边，好问话。”张牧之对那个站在旁边的赵家地主说。徐大个一伸手把他提到中间，和佃户站在一排。这位地主有些不以为然，把一只脚斜站着，一抖一抖的，满不在乎。徐大个生气地给他腿肚子上踢一脚：“站规矩点！”
这样才开始了问案子。
张牧之听了原告被告两方的申诉。很明显看出是这个赵家地主不讲理，把当时政府规定的但是从来没有执行过的“二五减租”，反倒改成“二五加租”，要农民多交租。张牧之一听，火星直冒，本来想当场发作，要宣判姓赵的地主给佃户按规定倒退二成五租谷的，可是陈师爷却给他递了眼色，低声说了几句。张牧之才忍着气宣布：“退堂！听候宣判。”
姓赵的地主不放心说：“禀老爷，这刁民不押起来，不取保，他跑了，我将来向哪个讨租去？”
张牧之本待发作：“你咋个就晓得一定是他打输官司？”陈师爷却跑在前面代他答了：“退下！本官自有道理。”
下堂以后，姓赵的地主就找到了那个掌刑的政警：“张哥，咋的？‘包袱’塞了不算数？”
那个政警把嘴一瘪：“哼，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齿缝缝的。”其实这份“包袱”完全被他独吞了，新太爷一文也没见着。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新老爷审案子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新章法，讲平等，原告被告都不下跪了。那些照例是被告、照例该他们下跪的穷百姓听了，觉得张老爷提倡的这个平等好。那些照例是原告、照例不下跪的地主绅士们听了却觉得稀奇。有人说：“怪不得，是根党棍子啊，你看他穿的那一身标准制服！”有的却觉得这一下乱了规矩，怎么要得！于是摇头摆脑地叹气，“国将不国”了。这件事也照例传进黄公馆黄大老爷的耳朵里去，他却一言不发，只是在沉思。
等到过了三天，县衙门口的布告牌上贴出宣判告示来，是姓赵的地主败诉了。上面说按照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这一下在县城里像揭了盖子的一锅开水，喧腾开了：“哼，这位太爷硬把法令当真哩！”“嘿，这还成哪一家的王法？”有的人也责备姓赵的地主：“他也太心黑了，二五减租，你马马虎虎不减也就是了，偏还要二五倒加租，还要去告状，输了活该！”
这件稀奇事情当然也传到黄公馆里去了。黄大老爷听了，还是一言不发，闷起！
穷苦老百姓一听，却高兴地一传十，十传百，一下传开了：
“新来的张老爷硬是要实行二五减租哩。”许多人在盘算：“去年的已经给地主老财刮去了的，算了。今年眼见要收谷子，这回有人撑腰，要闹他个二五减租了。”
张牧之上任不到两月，来说事情的，许“包袱”的，总是不断。这在别的县太爷看来，就是财源茂盛的意思，巴不得。张牧之却觉得心烦，多靠陈师爷出面去处理。反正张牧之给他定得有一个原则：凡是地主老财们送来的，收，多收。狠狠地刮，刮得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说的事情就给他来个软拖，东拉西扯，横顺不落地，理由就是塞的包袱不够，难办事。至于那些穷苦人，正派人，就一律不要。专门替人家办理付款事情的县银行钱经理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太爷，口讲新章程，其实是个‘鲢巴郎’嘴巴叉得很。”
这时上边又下来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限期交上去。
一个县太爷在任上，只要碰到这么一笔上面下来的什么税、什么捐，就可以把腰包填满了，可以走路了。这种捐口说五万元，县太爷可以不必自己兴师动众地去收，只要按七万元出包给人家去收就行了，收得快，又得利。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哪些会做官的老爷想出这种妙法。实在方便。至于那些来包税捐的地主老财们，用七万元包了回去，他们爱向谁收，收多少，就不用问了。十万元也由他们去收了。这真是发财的好门路。
这一笔五万元爱国捐的公事一下来，那些有钱有势的老财们纷纷出动，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要求包收爱国捐。可是谁也莫想一口独吞，连黄天榜大老爷也不敢使出他的“天棒”，独包了，这是要利益均沾的事，不然你休想以后办事搁得平。你要求包这一个乡，他要求包那一个区，而且是先付包银，倒是可以的。这条件真够优厚的了，可是张牧之偏偏不干，他要研究一个新章程，新办法。
他找陈师爷问了一下。陈师爷解释说，如今的国民政府就是捐多税多，所以大家叫“刮民政府万税”。一道捐税下来，就像在穷苦老百姓的脖子上又捋一道绳子。城里乡下，都要搞得鸡飞狗跳，逼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多少人家鬻妻卖子，多少人寻死上吊呀。
可是那些包税的老财们却借机会发大财，呵呵笑。所以乡下人形容说：“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张牧之和他的几个兄弟伙一听是这么个整法，就冒火了。张牧之叫道：“算了，老子不给他收了。”
陈师爷说：“那咋行？你这个县太爷不想当了？”
王万生说：“为了当这个臭官，要我们去坑害穷人？”
陈师爷笑了一笑说：“刀把子在你手里，你要向哪个开刀，还不是看你的。”
张牧之问：“你说咋个整法才好？”
陈师爷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取利，不包给老财们，让他们拿去坑人。但是我们自己如果要去四乡找有钱人收这笔捐，你就搞一百个人去收它半年，未必收得齐。”
王万生问：“那怎么办？”
陈师爷的点子就是多，他那眼睛眨巴眨巴几下子，脑子一转就出来了：“这么办，随田粮附加。有田有粮的都是富实人家。”
“好，好！”张牧之他们几个都笑起来，“五万元都弄到他们头上去，专门整治他们。”
“不过，”陈师爷说，“这一下要碰到一些本县的硬牌子，本来是他们赚钱的买卖，倒弄得来要他们蚀财，他们要叫喊，要抗捐不交。”
“我们顶住跟他们干，最多砸了县太爷这把交椅。”张牧之说。
深谋远虑的陈师爷说：“你一拿王法整他们，他们会暗地去上边告状。所以上边要去找个说得起话的靠山才好。”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由张牧之和陈师爷赶到省里去一下，公开说的是去要求减少爱国捐数目，其实是去用钱打通门路，拜省上一个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山门。多亏陈师爷的门道多，几下就打通了。这位总舵爷，也乐得收这种县太爷当门生，随时三千五千地得点孝顺钱，也要得。他们还把这笔捐要采取随田粮附加征收的好办法，向省田粮总局打了一个招呼，对方哼呀哈的，没有说什么。
他们回来以后，张牧之本来想召集本县有田有粮的大粮户开会，特别是把黄大老爷请来，宣布上级的指示。陈师爷却劝张牧之先通过“民意”了再办。
“什么民意？”张牧之问。
“就是县参议会，这是民意机关。他们要不通过，你搞起来费力些。”陈师爷说。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要提前结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