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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
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
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他说：
“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
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
“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
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
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是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
“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啪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１９３２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第四章 秘密前往苏联
陈云出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派陈云前往上海，是因为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
博古、张闻天、陈云在１９３３年１月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之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局。但是，由于卢福坦不久被捕、叛变，康生则于１９３３年６月赴苏联，而李竹声后来又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晚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不久叛变。中共上海局只得改由盛忠亮任书记。
此后，中共上海局又几次遭到破坏，到了１９３５年夏，几乎停止了工作。
陈云肩负的另一重大使命，则是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完全信得过。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改换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了党的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急于派人与共产国际联系。
在陈云之前被派往上海的，还有潘汉年。
一路风险，陈云于１９３５年６月底到达上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陈云和潘汉年已到上海，并在上海处于随时被叛徒指认的危险之中，因此决定让他们立即离开上海赴苏联。
１９３５年９月下旬，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
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１４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辩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１９４４年，已经当了７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内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名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