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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议他串串门子，到小平、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五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陈云除了表示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五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１９７７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２２日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１９７６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三十二章 支持邓小平复出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
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１９７５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４月１０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种种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于５月３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为了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响了。
１９７８年７月１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睹了这样的场面：１９７７年（引者注：应为１９７６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那是中共中央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工作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第三十三章 五颗“重磅炸弹”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２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化大革命”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１９４１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
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１９４１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
１９４５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六十一人之中，能不能当选代表？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六十一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六十一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案件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第三十四章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接着，陈云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
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