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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伤筋动骨”。
陈云决心要说服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以为，既然毛泽东把“调整”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有可能接受他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调整”措施。
１９６２年７月初，陈云回到北京。他先和中共中央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大体上一致。
这时，毛泽东尚在外地。
得知毛泽东即将从河北邯郸回京，在７月６日，陈云致函毛泽东：“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三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即约陈云谈话。
这时，仍有人劝陈云不要向毛泽东谈支持“包产到户”。
陈云说：“我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才说这些话，何必患得患失？”
当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
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
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在他看来，这是在目前非常时期中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只是听着，并不表态。
陈云回家之后，才过了几小时——翌日清早，便得到消息，毛泽东在他走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７月９日下午，召见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７月１０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７月１１日，毛泽东召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
毛泽东在这三次谈话中，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泽东要陈伯达根据这三次谈话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第二十九章 “战略疏散”到江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陶铸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
偶尔在批判“单干风”的大字报上，见到批判陈云的字句。不过，跟贴满大街小巷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字报相比，批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０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他的处境毕竟比刘少奇、邓小平要好得多。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一道紧急号令从苏州发出，要求全军“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那是“林副主席”从苏州发出的。
翌日，黄永胜便向全军转发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一时间，全中国处于一片紧张状态。
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曰“战备疏散”。
受到“战备疏散”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１１月１２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华光、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
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
如今，时隔３５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际，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终于选定了不远又不近、生活条件又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不久，陈云迁往那里。
第三十章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１９７２年４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７１号——他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进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
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不过，陈云毕竟从完全“靠边”，到总算能够有点工作可做。周恩来根据陈云的特长，安排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１９７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算是公开露面。
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１９７３年６月７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
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十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２２位副委员长。
陈云出任副委员长。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病逝……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关于陈云如何支持１９７６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第三十一章 秘密会见叶剑英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中，作者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王老回忆说：一天，我来到邓小平住处，闲谈一阵“国是”之后，小平同志突然问起叶帅的生活起居情况，问他什么时候精神比较好，我就自己所知，一一相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午睡，住在哪里……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第二天，他没有经过任何通报，悄悄坐车，来到海南沿小翔凤叶帅的住处。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串串门子，到小平、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