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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洪德里（一九零一年）、祥康里（一九零八年）及衍庆里、明月里、春平坊、同益里等等，都是早期石库门的代表。（据张锡昌：《说弄》，第十一、十三、三十页，山东画报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
但后来的石库门已不再是富商们的避难之所，他们很快拥有了自己的深宅大院，而石库门建筑，则安顿着小资产阶级的黄金岁月。上海有多少幢石库门建筑，就有多少怀揣粉色欲望的小资产阶级栖身其中。所以，上海的小资，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群体。上海各种建筑的数量，告诉我们这座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比例分配。小资在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只要清点一下密密麻麻的石库门就可以清楚。王安忆说“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的一种”（《长恨歌》，第四页，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就是说它们人多势众。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不同人群在不同建筑中的分配规律被打乱了，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石库门建筑又被大面积拆除，这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失去了最直观的依据。
上海的历史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赤贫阶级书写的，但它却是小资的乐园。大资本家们通过他们的资本冒险，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迷宫般的城市；而这座物质主义的城市却成为培育革命的温床——从小刀会到革命党，都从这座城市发迹。这两个处于两极的社会集团使上海成为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纸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你死我活是这座城市开埠伊始就明确的规则。但是，处于两极阵容中间的小布尔乔亚们，却赋予生活一种超强的稳定性。上海不动声色地消解了革命的激情。他们安闲、从容、温文尔雅，对那些隐形的绞刑架和断头台视而不见，即使这座城市已经危机四伏，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上海不相信口号，而只相信闲言。一九三五年，穆木天在上海的著名画报《良友》上撰文说：“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如果您能够懂他们的哝啊哝的话语的话，就可以好多好多的珍闻轶事。就是不懂那些话语，您也可以把那当为一幕一幕的哑剧去观赏。在那种哑剧中，又以看东家的男仆同西家用主妇是身份平等，您也看出来一切的表情上的生动真实。”（穆木天：《弄堂》，原载《良友》，一九三五年十月号）也许是城市的残酷使他们对营造自己的香巢或曰醉乡更加痴迷。阳台、客厅、公寓电梯、浴室、舞场、有弧形雨篷的露天咖啡馆、寂寞的街、笑靥和玉臂、俗艳四溢的靡靡之音，一种属于上海的岁月，在任何时候永不变形。即使在“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上海仍然是富足和时髦的象征。中庸、物欲和颓废，是他们对付时代巨变的超级秘笈。他们具有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动荡中求平衡的天生本领。当大历史尘埃落定，最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芸芸众生，绅士淑女，乌鸦与麻雀。石库门建筑是他们的纪念碑，记录着他们不屈不挠的享乐史。
三
赫拉克利特排除了我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的可能性，但我同样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我第二次到来的时候，原来的那条河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河流；它们可能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它们不同。
在变动的时间中，建筑是最稳定的因素，因而我们经常把它确认为记忆里最忠实的坐标。但建筑也会变节，也会背叛我们的记忆，也会参与到时间的骗局中。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一样始终处于大规模的动荡中，仿佛有一只手在始终转动着城市的魔方。当我们刚刚认清城市的面孔，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为闯入者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入口，这些形态各异的入口已经令我们眼花缭乱，它们为我们安排了各种不确定的命运，从每一个入口走进去，结局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所有的入口都在变，每一个入口在不同的时间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一个入口可以同时是一百个入口，这使我们深陷迷惑而不能自拔。城市的街景不再是一幅固定的图画，它拒绝按图索骥，它已是一串变动不拘的电影菲林，华丽、璀璨，转瞬即逝。
我和Kim在二零零五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不是我和马可漫步过的那座城市。许多变化已经在暗地里发生。石库门老房子几乎已经灭绝。新时代的小资们在选择另外的栖居方式。推土机正在煽动这座城市脱离旧日的记忆。当然，所有的变化都以量变的方式进行着，不易察觉，但在我看来，质变在每一刻都在发生。这要看我们把参照物定在哪里，一种变化相对于一天前是量变，相对于一百年前却是质变。我们无法统计新房子与老房子的力量对比，无法计算当老房子减少到多少，高楼大厦增加到多大比例时，此上海便不再是彼上海，我们只知道上海在每一分钟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状。这要求我们在记录上海印象时，要提供精确的时间刻度，因为时间的流逝将使我们所有的描述过期作废。这显然是强人所难，无论文字还是镜头，在这样的变动中都将败下阵来。
石库门弄堂在这座城市里已所剩无几。十五年前，当我站在一幢酒店高层的窗前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预知了这样的结局。那时的石库门弄堂几乎成为拥挤脏乱的同义词，所以它们遭到这个崭新时代的唾弃。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不是城市改造，而是新的城市借用了旧城市的地盘。除了几条著名的大道，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海上旧梦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以后的年轻人再面对张爱玲小说可能会产生阅读障碍，而石库门、弄堂、亭子间这类词语，在进入新人类的语言系统时也需要艰难的转译。上海在遭受大规模的篡改之后已经拒绝透露它往日的真相。
上海昔日的寻常生活已经变得稀有，在虬江路和西藏北路、虬江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处，还有江西北路附近，一些石库门建筑在做最后的拆除。这几乎使我们丧失了进入老上海真实生活的最后机会，那个上海正在对我们关上大门。它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往日性感诡秘的生活永远消失。
四
可以把马可时期的上海与Kim时期的上海进行一番对照，尽管两者相距不远。就在那个有斜阳的午后，我跟随马可走进石库门弄堂，仔细打量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我注意到那些房子都是排排相对，一家的院门对着另一家的院门，像对偶一样格律整齐。大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孩子们更是聚集在巷弄里共同玩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结构设计在充分保证家庭隐私的前提下，又赋予了不同家庭之间共同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与“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同构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体现，因而，这是一种附合人性的建筑（这是因为它们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理念），与其相比，现代建筑则使人陷入一种囚徒般的生活——每个人被分割在封闭的空间里，楼房里没有公共场所，人们通过在空中乱舞的手机信号来传递信息。现代建筑表明了人类智慧的枯竭，人类没有找到一种安顿自身的更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对前人的智慧不屑一顾。
我和Kim见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上海，那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这样的景象与其他城市的拆房工地如出一辙，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在此可以省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座石库门，门楣上写着某某里或某某弄，我们会喜出望外。走进去，会有一条悠长的老弄堂，带着所有旧日时光的讯息出现在面前——那些永远滴水的晾衣杆，坐在竹椅上看晚报的老奶奶，放学排着队在弄堂里弯来弯去的学生们……一个弄堂有时会牵引出好几条弄堂，而所有的老房子，都阵列在那里，等待着时间的检阅。然而，弄堂的尽头，必定是一堆砖瓦的废墟。所有弄堂的终点都必将是废墟。这几乎使我们所有的怀旧之路都成为断路。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最终都将与废墟相遇。废墟虽然丑陋，但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比那些精致的老房子更受青睐。所以它们在城市经络细密的肌体上，像牛皮癣一样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老西门附近，遍布着废墟的迷宫。那些尚未拆除的弄堂，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提供着旧日生活的示范。显然，与老房子相比，废墟、垃圾和工地更加理直气壮，它们仿佛得到了未来的授权，来宣判旧日生活的死刑。上海，市井中的温柔乡，即将失去它最后的布景。它们今后将成为摄影棚里的假景，来呼应我们的怀念与想象。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间写
九月九日完成
天津：夜与昼
一
夜色把天津修改成另一座城市。Kim和我在夜幕里潜入天津，这使她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她把这里称作“goast town”，意思是“鬼城”。晚上七点，街上却没有人，一百多年前的老洋房肃立着，斑驳的基座与廊柱在经过彩色灯光的包装之后，呈现出怪异的表情。那灯光显然经过了一番设计，很像马戏表演时的灯光一样灿烂、妖媚，与古旧的街道极不相配，但它增加了整条街道的超现实感。这样的氛围可以使一个人的血流加快，身体变轻，意志在假设的抵达中迷失。Kim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波士顿，即使在波士顿，也见不到这么多的老洋房。
解放北路两边罗列着许多具体的房子，但这条道路是抽象的，灯光、广告、电动旋转门……那些彼此交叉的异质符号使这里变得离奇，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叠加效果，如同在一张脸上同时目睹了它的青春期和老年。我没有在那些石头房子上找到西洋钟，即使有，它们也会指向不同的时间。时间总是比空间更加任性，但在此刻，夜色掩盖了道路的边界，使它变得像时间一样高深莫测。我们在冬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