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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更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梳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作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它们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作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虚”。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四十九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五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像：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商殷时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是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作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也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没有想到，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本来在急剧变动的时局中已经蹒跚踉跄，更何况历史文化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而时局变动也在眼花缭乱地加速之中。对王国维而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时局变动太陌生了，两相冲突，他无法处置。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往往会发生恶性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以末代皇帝为傀儡的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其实也在占卜。只不过，他们也许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保护发掘工作。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等级。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1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泄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六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心想不知要等我们发现和创造了什么样的东两，它才会再一次喷出云气。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在一旁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与一般的文字不同，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关注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耳熟能详，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很难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故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
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
以保我后生。
总之，商殷，受天命，拓疆土，作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永远地温暖着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