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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4）
盟军仍旧在聚而不战。但是，这一局面不会再维持多久了，没有了政治目标的关东联盟很快就要离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里曹操描述的是关东联盟从一开始的同心协力，到后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其间曹操提到的“势利”，无疑就是导致联盟解散的关键所在，它告知我们：关东联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进行着。这层意义还要从“自相戕”中得以揭示。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看中部集团中的兖州刺史刘岱，这本来是个讲“孝悌仁恕”的谦谦君子，却对东郡太守桥瑁有了偏见，杀了桥瑁，派人接管了桥瑁的地盘；他还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去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刘岱杀性已起，杀了桥瑁还不算，还要杀韩馥。
再来看盟主袁绍。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韩馥手下人不答应，就劝韩馥断绝袁绍的后勤补给或直接与之兵戎相见。在袁绍实现了与韩馥之间的权力交接后，鲍信则认为袁绍实际上就是又一个董卓，他与曹操商议要“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三国志》卷一二《鲍勋传》注引《魏书》）。这时的袁绍似乎也已经是暴戾无比，张邈因为好意劝说他几句，他就不顾多年朋友的情谊，指使曹操去杀掉张邈，这件事因为曹操的反对而作罢。
还有那位孙坚，吴主孙权的父亲，在进军的过程中，先杀了刺史王睿，后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
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汉末地方长官权重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州郡牧守除了握有地方的政权，还拥有了军权，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属于他们的一州一郡，就是他们避乱的港湾。在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中，进可以争雄天下，退可以自保一方，完全可以不顾及皇权的存在与否，州郡就是他们的“势利”所在。发现了它，关东联盟的自行瓦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情，而关东联盟一旦瓦解，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汉末地方割据局面的全面出现。曹丕，曹操的儿子，这位未来的魏国缔造者，他在《典论》中写过这么一段文字，算是给当年关东联盟的聚散离合做出一个总结：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海内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族，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天下乱了，联盟散了，洛阳离州郡长官们越来越远，朝堂也就随它去吧，卸下道义的重负，去割据地方，去相互兼并，去得势利，去获得各自的生存。
迁都与招安：被抛弃的洛阳旧臣
董卓将废帝到弑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政治苦难全抛给了士人，他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不战而屈士人武力。但是城外的盟军终究是个不小的压力，与其固守洛阳城池，与士人武装对峙，不如退出这一是非之地，回归西部故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二来也可以摆脱盟军的纠缠。主意既已拿定，董卓宣布迁都长安，并且很合东汉政治思潮地引用了谶语来印证迁都的合理性，却不成想，沉寂的朝堂之上竟然响起了一片异己的呼声，死水起了波澜。
司徒杨彪称：“迁都虽易，但要重新安顿下来却很难。”
太尉黄琬说：“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天意，岂能随意迁动，使四海失望。”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5）
河南尹朱俊称：“国家西迁，天下失望。”
陈纪则直截了当地说：“董公您还是别这样大权独揽，朝中之事应该由公卿大臣来办，您还是专心治军吧！迁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险恶。”
……
在这异己声中，董卓有些迷惑了。苟安于朝堂上的士人在弘农王被害之时，哑然无声，既无愤怒之容，又无舍身取义之举，迁都较之弘农王之死，轻重显然，而士人滔滔陈辞，究竟是为了什么？
曾记得法国人蒙田（Montaigne）说过：“已经充满了悲哀了，最轻微的增添亦可冲破他的容忍的藩篱。”
洛阳朝臣的呼声此起彼伏，久已压抑的情感释放了出来，那里掺杂着对一生信仰的哀婉之音，但是，面对强暴，残存于肺腑中的直觉正义，又是多么地无力啊！
就在这一片激愤声中，司空荀爽冷酷地说：“你们这样做，最终会惹火上身，我不会这么做的。”颍川荀氏是东汉的士林名门，而在危难之时，抉择之际，荀爽取生存之路，放弃道义的陈述，这是身处险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本能。而且，荀爽这种求生的欲望，已经不止一次表露过，前面我们在讲到李膺身罹党锢之难，罢官还乡，荀爽就曾经给他写信，恳求李膺远离政治，保全性命，“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在荀爽的思想里，个人是难于和时势相较高低的，只有活下来，或是善于隐藏自己，才能待时而动。
而历经百劫之后，洛阳朝臣仍旧要独自面对凶恶与残忍，他们无法从武力的强压下散逸出来，创造一个新的机制来运转已经深深陷入泥沼中的政治车轮，荀爽对生的渴求已经无法再用道德信仰来规范了。
激越的心情在生存关怀中趋于沉寂，洛阳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扬起了迷人的尘埃，曾经的洛阳那么繁华，贵戚府邸相连，家家富积金帛，但就在这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