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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传过来的几份文件看，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省检察院都有批准拘留手续，按照规定，他们有权跨地区拘留人。”任品问，“既然手续齐全，我们也不好说什么，能不能先把人弄回来？他的所谓的文物倒卖和洗钱行为毕竟发生在我们区范围内吗，把他弄回来我们自己查。”周秋亮苦笑着，说，“问题是辽宁省公安厅在传真上说，王旭牵涉到辽宁省一件特大文物盗窃案。案发在辽宁省，他们是有一定证据之后才异地抓捕王旭的。”
任品说，“这个王旭毕竟是泰华公司的法人，现在他出了问题，泰华公司的运营肯定出现重大问题。这涉及到我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庄主任，你立刻协调政法委，以及公安，检察院，对王旭的问题进行调查。另外想办法协调市里和省里的有关部门，先将人弄回来再说，毕竟他在我市范围内的犯罪行为性质要严重一些。周局长，你们安排吧。”
周秋亮和庄潮红转身要走，任品叫住了他们，“等等，省里市里的工作一定要做细，毕竟对外省的协调工作要依仗人家的，明白吗？必要的时候可以以个人的身份联络一下感情。记住，这个案子关系到我区的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定，千万马虎不得。”
屋里只剩下任品和张则。任品的头靠在沙发背上，情绪非常低落。王旭终于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使他心情非常沉重，心想真是祸不单行啊！他不放心的问张则，“法罗群岛的事情你是不是处理得天衣无缝？我还是有些担心。”张则说，“你放心吧，只要是于丽珍不露面，他们永远查不到我们这里，就是于丽珍坦白了，他们也拿不到实际证据，我们还可以反告他们诬告。”任品忧心忡忡，说，“我怕就怕，还有什么我们遗漏的痕迹被他们发现。”
张则说，“应该不会，钱转到泰华公司时是有投资合同的，以后转给于丽珍也是有合法手续的，现在法罗群岛的公司已经注销了，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了。”任品叹着气说，“王旭的案件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朝什么方向发展很难预料。我们要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搞乱了阵脚，会影响我区安定团结的局面。”
张则说，“任书记，尽管我们控制不了王旭案件，但是，我们要抓住要害，现在泰华的正常运作是不是该正常运作下去，这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王旭的行为是他个人行为，但是泰华所从事的旧城改造项目确实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是一个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都很大的问题，搞不好会引起社会的震荡的。如何把泰华的整顿工作方向牢牢控制在书记你的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抓紧想出个办法，不能因为王旭的个人问题影响旧城改造项目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允许出现任何偏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任品说，“张则，杨成辉要是你多好啊。”
因为目前王旭的泰华公司财务账目已经被辽宁方面封存，副总经理秦安国目前也因为涉嫌参与文物倒卖被带往辽宁进行协助调查，泰华公司目前只有另一名新来的副总经理在主持日常工作，但是，他本身对泰华本身也不是很熟悉。而旧城改造项目又属于一刻也不能耽搁，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银行亦务求火速收拾局面，将负面影响减至最低。在王旭被带走的第三天，区政府人员、银行方面临时加班，与泰华公司召开紧急三方会议，商讨如何处理王旭的资产问题。一般来讲，处理这种事情只剩下银行拍卖抵债、或引入资金启动工程两个可能性，而泰华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总共只有六千五百万，银行也无权拍卖这么大的项目，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后者。
对于王旭来说来说，最终被认定重大违规和刑事犯罪已成定局，泰华公司以及就该项目何去何从，现在是摆在任品和杨成辉面前的一块难啃的骨头。
这天，杨成辉来跟天佑聊天，自从熊韵竹去世以后，天佑在哈尔滨的时候多了，他不愿意回深圳，因为他总觉得那是一个伤心之地。但是，他又不能不回，因为那里毕竟有他的事业。听到杨成辉让他出主意，他说，“我先说点题外话吧，在我国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常常涉及千家万户子子孙孙的利益，你要让大家服，就得让大家知，让大家从一开始就有表达的机会。你不能官商合作策划于密室，令建筑师画出蓝图，官商对蓝图和操作方案都满意了，然后对住在那里的民众说：上级有关部门决定，我们这块地方要改建了，诸位得搬家，原有的房子给您作价，新家已经给您在其他地方盖好了，保证比您现在住的房子好。这听起来似乎不错啊，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这样让被涉及的民众有机会知道，有机会表达，有机会参与的制度，是不是会搞得事情做不成呢？是不是会乱？不会的。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是知道好歹的。人都能理解，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照你一人的心思，少数服从多数是这个社会有秩序维持下去所必需的。民主表决的结果，往往是能够得到尊重和实现的。房地产的变动，涉及各家各户子子孙孙的利益，你必须作出这样的假设：看起来很美好的方案，仍然可能不公平地伤害了无辜者的利益，受伤害的人，必须有一个地方去评理，这就是独立的法庭。有了冲突，要找中立的第三者来评判。有利益纠葛的双方自己争，是很难争出名堂来的。而在制度上，这样的第三者就是法庭。”
杨成辉问，“上法庭有用吗？”天佑说，“也许你会说了，要是法庭判下来说得拆，那还不是一样要拆。这言下之意司法挑战是多此一举。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既然上法庭，就可能输也可能赢，不然就不叫法庭了。不管输还是赢，有没有法庭，有没有司法挑战的途径永远是死胡同，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庭，独立司法的存在，将本质上改变社会的权力平衡，改变民众的无助地位。从长远来说，没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社会就难有公平，就不会有稳定。”
杨成辉要了摇头，“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是劳民伤财。”天佑说，“房地产开发需要拆迁的时候，公平的补偿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则。拆还是不拆，不应该是一边说了算。？拆还是不拆，应该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法律来衡量。房产的价格，特别是房产在以后年头里的涨落，往往不是单纯根据你的房子的制造成本，不是那些砖头木头的价值，而是它的空间位子。政府应该是市场外的主持公正者，是裁判，是警察，而不能自己进来当商人，当运动员。一般的房地产开发，造房子卖房子，那是民间业界和顾客的事情，政府是站在旁边维持秩序的。”
杨成辉说，“得了，我不听你这些了，我问你，你准不准备接手这个项目？”
第105节
天佑又笑了，“看看，你又急了，我跟你说了半天说的都是关于拆迁过程的事情，那么现在我说说关于泰华公司的处理问题。在法院未对王旭进行有罪判决之前，政府无权处理泰华的资产。”杨成辉说，“可是，我们可以以他们丧失了履约能力来终止合同。”天佑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旧城改造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公众性项目，政府急于处理，将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这我是理解的。但是，处理问题要合法。”
杨成辉问，“你有好办法吗？”天佑说，“王旭的问题折射出很多问题，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目前在王旭案件没有结束侦查和被法院定罪的情况下，可以对泰华公司资产进行托管，也就是委托管理，当然这也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杨成辉问，“怎么个托管法？”天佑说，“在王旭丧失了对泰华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以后，政府可以向法院提出对自己财产的保全诉讼，这样，法院就可以被委任某一机构为王旭财产的接管人，并有权管理该等财产，以保存其价值及调拨该等财产以便于偿还所欠政府的款项。”杨成辉点点头，“这确实是个可行的办法。”天佑说，“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泰华的资产会被出售抵债，由于案件未明朗化，也就暂无出售资产的可能，而且因为旧城改造项目的特殊性，泰华公司不得不继续运作，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
杨成辉问天佑，“王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从商人的角度，你怎么看他？”天佑给杨成辉倒了杯龙井，说，“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要将生意做大做火，靠的是两条生命线的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一是项目，二是银行。项目的确立靠实力，而与银行的运作则往往要靠交情了，银行是项目实施的资金支持。王旭作了这么多年生意，跟银行的关系搞得如此一般，所以在旧城改造项目伤财如此举步维艰，个中教训，可能是他太过于依靠某些不可言传的东西了。”
杨成辉问，“如果你要接盘，你准备怎么做？”天佑说，“当我感觉到一个项目可以做时，先交给法律部，考察里面有没有法律风险，有没有猫腻，有没有纠葛。法律部如果通过，再交预算部，考量该项目的结构、平台、收益率，如果有利可图，就写一份报告，最后召开股东会议，决定投不投，怎么投。”
杨成辉问，“假如王旭没有做违法的事情，你认为他能把旧改项目顺利完成吗？”天佑说，“那也不能，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扩张过快。只要有个风吹草动，资金链便有危险。何况他本人又未能建立足够信誉，这个信誉包括市场信誉和银行信誉。最初，他高价举牌拿下这个项目，这本来是欺人之举，可以利用，但不可以自信。换言之，不管你说你要买这块地要花多少钱，说白了就是告诉别人你有多少钱，可实际你的家底你最清楚，如果举牌的结果是既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那么，失败是必然的。王旭正是败在自己的聪明之上，没有人害他，没有人坑他，他挖的坑，最后埋了自己。王旭拿到这么大的项目，如果是我，我可以拿它到深圳去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