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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四的时候，杨红突然发现寝室里别的女生个个都有了男朋友，也不知她们是什么时候对上暗号、接上关系的，也不知道她们怕不怕学校发现了有麻烦，反正是每个人都有人帮着打饭、打水了，晚上去自修室也不来叫杨红了，周末逛街也不跟杨红去了，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只有杨红一个人还在唱独角戏，突然感到好孤独。
杨红最怕的就是去食堂打饭、打水。大四的女生，加上部分大三的女生，都把饭厅当作男澡堂一样，坚决避免，只让她们的男朋友代劳。饭厅里大多是一众男生，人手两碗，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朴素，一个花哨，一看就知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女朋友的。男生站在队伍里，你笑我“气管炎”，我笑你“惧内”，但个个神气活现，好像校级护花使者。手里只拿一个碗的男生都有点抬不起头来，更何况手里只拿一个碗的女生？杨红站在队伍里，显得势单力薄，快要被淹没了。连打饭的师傅都以诧异的眼光看她，好像要看清她到底是男是女。如果是男，为何只拿一个碗？如果是女，为何亲自打饭？
到了冬天，别人的男朋友提两大桶热水到女朋友的寝室，催促“快洗，快洗，免得凉了”，杨红还要亲自出马，去水房提水，提不动两个大桶，只好提两个热水瓶，一瓶今晚用，一瓶明早用。有一次不注意，滑翻在地，回来借机会哭了好半天。
二十二岁的杨红突然有了一种“大龄青年”的恐慌。在学校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男生占多数的系里，尚且没有人爱上自己，那以后到了单位上，就算那里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尚未婚配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也是寥寥无几，还有机会遇上一个爱自己的人吗？那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恐怕也是在学校无头苍蝇般地忙碌过但没找到对象的人了。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男生，因为一定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等着，而命运又那么宽宏大量，恰恰把他跟我分到一个单位，于是成就一段美好爱情？杨红觉得这个幻想太美好了，美好得只能是幻想了。
杨红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恋爱观，像自己这样相貌平平的女孩，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来爱上自己，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不做别人的女朋友，别人怎么知道自己的爱是忠贞不渝的？这份忠贞不渝是要用一生来证明的，这一生也只能证明给一个人看的。杨红这样想一会儿，就把自己想糊涂了，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除了在那里争得脸红脖子粗，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杨红想起北京的那个表姐说过，她也曾经是心高气傲的，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无奈心有天高的人，肯定命如纸薄，她等了多年，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果可能是错过了好年华，连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只好再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可以凑合的人结婚算了。撮合就撮合，见面就见面，相亲就相亲。相了无数，见了无数，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慢慢的，介绍人开始把离过婚的，带小孩的，手脚不灵便的，没有北京户口的都带到面前来了。想想介绍人撮合婚姻都是讲门当户对的，就由不得你自己不在心里一再把自己贬值。最后表姐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结了婚，再也没回过家乡。杨红听家乡人讲起表姐，都说她做了人家的“填房”、“续弦”，当了后妈，一过门就有人叫娘，连表姐的父母在当地都抬不起头来。镇上的人分析起来，个个都说是表姐书读多了。表姐就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被那些家长拿来教育家里那些好高骛远的女孩：读，读，再读读得跟静玲那样，看你还读不读。
有一年过年，表姐接杨红去北京玩，去长城，去故宫，把表姐夫丢在家里。杨红不理解为什么模样俊秀的表姐会跟这么一个又矮又秃的人结婚，住在一间屋里不害怕吗？问表姐，表姐只是说：“女人年纪大了，自己就把标准降下来了。杨红，你莫学我，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通常的状况都是一蟹不如一蟹。”杨红问表姐：你爱他吗？表姐凄然一笑：爱？这个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被删除了，这个世界你要钱要权都要得到，唯独爱情你要不到。
还有一件事，差点把杨红气得晕死。那时候突然流传一个故事，说H市某工厂有个年轻女孩长得美丽无双，工厂里个个都追求过她，但她都没同意，反而嫁了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令别人百思不得其解。结婚后，人们才得知，原来那个女孩是长着一条小尾巴的！她找一个最丑最老的人，原以为这样的人就不会嫌弃她，哪知这男人丑是丑，老是老，还算是个正常人，正常人谁愿意娶一个长尾巴的女人为妻？所以仍是以离婚告终，尾巴的事也传得人尽皆知。有的版本说那个女人自杀了，有的说那个女人疯了，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杨红也听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太往心里去，长尾巴也就是返祖现象而已，到医院割了不就行了？
结果有一天，寝室里的王姐气呼呼地告诉杨红，她今天跟班上几个男生吵起来了，是为了杨红，因为那几个男生在那里猜，说杨红人长得不错，怎么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有尾巴？王姐说：“你看他们无聊不无聊？我告诉他们，你们再这样瞎说，看我不撕你们的嘴！我跟杨红一起在澡堂洗过澡的，我敢肯定她没有尾巴！”
杨红惊呆了，连谢谢王姐都忘了，只在那里想：看来我不光需要一个处女证明，当务之急是弄一个没尾巴证明了。再到教室去上课的时候，杨红就觉得男生的眼光都盯在她那个该长尾巴的地方，心想表姐说的一肩高一肩低跟这个相比，真的不算什么了。如果男生都这样推理，心里喜欢我的人也不敢喜欢我了，更谈不上追求了。
杨红就老觉得心里憋得慌，好像老想跟谁吵一架一样，但又不知道拿谁开刀。总不能自己跳出来，发个声明，说自己没有尾巴吧。
有一天，王姐问杨红：“周宁说他挺喜欢你的，你愿不愿跟他接触一下？”
杨红就没觉得这话刺耳，反而觉得王姐这话说得有水平，应该不算是撮合，最多算是传个话，说了周宁是喜欢我的嘛，再说，也只是接触接触。
杨红就答应当晚到人工湖边去“接触接触”喜欢她的周宁。
5
生活中有些事，虽然事后看来都是阴谋诡计，但当时并不让人起疑，或许本来就只是凑巧，不是什么阴谋诡计，圈套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不是当初设下的，也未可知。
杨红是王姐用自行车带到人工湖边去会周宁的。杨红本来自己有自行车，不过那天王姐坚持要带杨红去，杨红也不想给周宁留下一个“杨红飞车会周宁”的印象，就让王姐把自己带去了，显得矜持一点。
王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约会礼节做的，女方绝不可以比男方早到，所以等王姐把杨红带到湖边的时候，周宁已经坐在石头凳子上抽烟了。看到王姐带杨红过来，急忙扔了烟，站起来迎接。王姐说声“你们都认识的，不用我介绍了”，又聊两句，就匆匆地离去了。
周宁仿佛也懂约会条例，知道自己有维持谈话的责任，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闲话，不知怎么就扯到人的名字上来了，周宁就极力夸赞杨红这个名字好，好听，又好叫。
杨红倒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周宁讨好得有点过分了，就说：“叫‘红’的人太多了，搞不好就同名同姓。你的名字起得不错，没落这个俗套，看来你父母很有水平。”
周宁就呵呵一笑，说：“我父母都是大老粗，有什么水平？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我以前叫周奋钢。”杨红听到“周粪缸”几个字，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的？”
周宁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我父母。”然后周宁就把他改名的故事讲给杨红听。“奋”字是他的派，是不知哪一辈老祖宗选好了的，到了他这一代一定要用在名字里的，而且一定要用在中间。这个“钢”呢，是父亲选的。周宁的父亲曾在矿山干过，家里几个儿子的名就都带个金属，“钢”啊，“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没把这“奋”和“钢”连起来琢磨过，儿子的名字嘛，父母是想破了头也要想出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的。
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像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像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咯咯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