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部报到。
7月2日到东莞报到后，原本定为马上去深圳做董事长秘书的我，却由于一位同事善意的阻挠而不得不从文员做起。我的脑海里闪现过多年前看过的那篇名为《蚂蚁的上帝》的文章，我暗暗发誓绝不做别人主宰命运的蚂蚁。当时有同事劝我：“你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就做这些接接电话、发发传真之类的活，不觉得屈才吗？”说实话，我确曾犹豫过。但有时候等待本身就是一种积累，只有你积累到有足够能量时才有能力抓住机会。20天后，我一个人拎着硕大的皮箱坐火车来到心仪已久的深圳，做了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秘书。
黄宏生这位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高材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板，他有自己培养人才的独特方法。从他敢用我这位理工科的应届生做秘书就可见其用人的胆识。
来深圳的第一次“考试”是让我与广告公司谈判。当时公司要做一批灯箱，苦于报价太高，老板让我“摸摸底”。那是一个星期天，毒辣的太阳照得人简直快要窒息。我一个人摸索着跑遍了华强北一带的大街小巷，记不清跑了多少家公司，打了多少个电话，只知道晚上回去一下子倒在床上就再也不想爬起来。当第二天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交到老板手上时，里面没有一句讲到自己的辛苦，而报价则被压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我没有听到老板称赞的话，但是我读懂了他鼓励的目光。
这已经足够了。
在黄的眼里，一个全面的人才不应局限于某一特长，他应该具有广告、营销、策划、写作等多方面的才能。于是，去年冬天我特地被派往江西、河南做市场调查。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孩儿单枪匹马去一个个陌生的城市（主要是县和县级市）搞市场调查，我简直苦不堪言。
我曾经在5天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地连跑了5个距离并不很近的城市；曾经在闷罐式的长途汽车上整整颠簸了近7个小时；曾经在一天内跑遍了一个中等城市所有的彩电专柜，在某市的一个专柜拍照时还曾经差点被人把相机抢走，幸亏灵机一动谎称是“搞市场调查的大学生”，才使辛辛苦苦拍到的专柜布置资料幸免于难。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个人在晚上9点多钟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漫天雪花使夜空在昏黄灯光的照耀下变得面目狰狞。我一个人站在路边不知该往哪里去，天很冷，路很滑，没有车肯停下来。向一个路人问路，偏偏给指错了方向，使本已疲惫不堪的双腿又走了许多冤枉路。深夜11点钟，在问遍路上仅有的几个人后，我终于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了一家躲在偏僻处的小旅馆。一个人坐在简陋的房间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在想自己如此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女儿当自强。
来深圳快一年了，我几乎没有看过电视，也从来没有逛过任何一个公园，更不用说去迪厅、KTV了，曾经有外地朋友对我竟然还没她对深圳熟悉而惊奇不已。就是用这些时间，我一个月内读完了借来的一麻袋的书。要想有真正的收获，你必须放弃一些别的东西。
做什么都要给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只是不想辜负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对我的期望。记得刚来时，董事长得知我学的是化工类专业，对电子类专业知识不太懂，就特别注意辅导我。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看到家电知识都会随手扯下来，批上“交赵渊”，再签上名字、日期，让人转交给我。至今我仍精心保存，若董事长从《北京晚报》家电版上撕下并亲手装订、签字的报纸。
当那些内容详尽到每一个县级市专柜数量、质量甚至客户对某一型号产品意见的万余字调查报告放到领导案头时，当我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青年文摘》《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章时，我能够无愧地对父母说：“女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1999年初，我被任命为集团企业报《创维报》的主编，全面负责报纸的采编、组稿、印刷等各项工作。当接待来访的朋友时，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让别人猜我的年龄，从来没有人想到我居然还不满22岁。
未来的路还很长，22岁的人生只能算刚起步，和创维一同成长的我已经溶化在了创维这个大家庭里。
（本文作者：赵渊）
“榕树下”的新人类
民族情感是超出一切的情感，你生为中国人，就注定你必须为做一个中国人而骄傲。我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生来就应该是黑头发，那些小子就该是黄头发。
我的行为有点出格
一听名字就知道我不是个土生上长的中国人——朱威廉，WILLIAM ZHU，就是我。我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我的父母都是上海人，我们住在南加州。我父母在美国是开中餐馆的。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挺苦的、挺难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只有一间小餐厅，我们还小，餐厅里的事就靠我父母两个张罗，早上我没睁眼他们就走了，晚上我睡着了他们才收工。我小的时候就不太在意物质生活，也没有很留意家人都是怎样的辛劳，我自以为童年生活还是快乐的。后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一下子家境就变得很好了。到我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又建了一家大的餐厅，80年代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好了。
我是受两种文化的教育长大的。一方面和所有美国孩子一样上小学、中学、大学，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很轻松也很系统地完成了学业。另一方面在家里从小父母就不放弃对我们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包括在家中我们都要说普通话，还不是上海话。上海话只是父母两人交流的特殊语言，我们小的时候根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家中订购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报，在图片上看到中国，觉得这是一个挺神秘的国家，挺新鲜的。198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那时感觉中国挺没意思的，也没的玩儿、也没的吃、也没这个、也没那个。可以后还是每隔两三年会有一个暑假回来。因为父母是中国人，来的次数也多了，就有了挺亲切的感觉，毕竟是自己的土地吧。也许是双重教育的结果，我这人有时特别简单有时特别复杂，应对事物的时候有些处理往往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不惯。嗨，不过，我标榜自己是新人类，我们就是有与众不同的一面。换一种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也许有点儿出格。
我上大学学的是法律，美国那警匪片特别多，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觉得当警察特别好，又可以拿着枪，又可抓人
什么的，觉得够威。于是我大学最后一年就到洛杉矶市做了一年警察，就是管刑事的警察，我父母就很担心，太危险了。也就只做了一年。父母很希望子承父业，但我不愿意。我觉得挺累的，又太枯燥了。不是我希望的那种生活。而且作为一个男孩子，在自己家里面做事，老让人觉得是小老板、小少爷，没有自我价值的体现，完全没有独立的感觉。不行不行。
可一个20出头的男人又总想去体现自己的价值，总得做点什么东西出来吧。那时也是年纪小，觉得自己有很大本事，有很多能力什么的。又正好是中国发展得比较快的时期，中国经济不是开始开门了嘛，有许多外商去投资。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就和父母说：“我得到中国去闯闯。”我自己就来了上海。我父亲那时绝对不同意的，他讲你小小年纪什么经商经验也没有，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闯什么闯引我特别坚决，就带了三万美金来上海闯天下了。来的时候也没什么计划，就想来了一定能干点儿什么事吧。不，准确地说，是要来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就是新人类喽。先想好了自己以后会有多么好多么好，然后再开始动手，我们干事情也是脚踏实地的。
我主张个性张扬
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当初想得太幼稚了，人家一说投资都是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美金，我就三万，这不明摆着没实力嘛。我想那就先看看吧。看了看，嘿，挺好，就做广告吧。那时中国还没有DM广告，就是直递、直邮广告。可我这一看可就看过去六七个月了，已经花掉两万多美金了。也怪我一开始失算了，一到上海就住在了新锦江饭店，住了两个月，那时一晚上两百美金，后来就住什么“老锦江”，一路滑下去了，从五星到四星、三星、两星、一星、没星，最后落魄到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旧民房，也没空调。
新人类怎么了？觉得山穷水尽没什么办法的时候，也打过退堂鼓，想着：“走吧！”做事业在中国多难呀！人多，竞争也大。最惨的一次，我都到了机场了，行李都托运了。可坐那儿一想，回去以后，人家该说了：“这个小老板回来了。”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餐厅里大多是中国人来吃饭，很多人都在说：“我到中国做生意去了”，过了三四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了就什么都不说，我看他们就像夹着尾巴逃回来似的，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我在离开美国的时候就想好了，我不能这样回来，这会被朋友笑死的。本来出来就是想证明自己，结果转了一圈，这么回去了，很丢脸的。所以最后，在飞机起飞前，下定了决心，还是再支撑一下吧。重振旗鼓，从头开始，背水一战，死路一条，干吧！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在干，弄个桌子，弄台电脑，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就开始干了。然后又招聘了两个人，做起来了，然后有了一点小知名度。但那时我是亲自跑业务的，那时我是上海最早用苹果机的人之一，我的苹果机是从美国运来的。做了几笔小生意，还挺不错的。我就又在大学里招聘了几个人，那时的业务真都是跑来的。做起来之后不久，出事了。人家一看，哎呀，这钱这么好赚，我的业务经理就打了坏主意——不如我自己去于去，他就拉了一些员工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