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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卫兵们争相簇拥在毛主席身边时，朱立红想到小时候将红领巾献给首长的故事，她闪过一个念头，应该把红卫兵的袖章献给毛主席。然而，簇拥毛主席的红卫兵太多了，她没敢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因为她又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政治原则？会不会犯错误？就在她犹豫时，一个梳着两个小刷子的中学生将她的红卫兵袖章献给了毛主席，戴到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中学生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因为这个举动，第二天就成为全国报纸上出了名的红卫兵小将。
看到毛主席戴着别人献上的红卫兵袖章，朱立红的懊悔与沮丧像墙上的爬山虎一样爬满了心头，这个懊悔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都使她非常难受。每当看到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的照片时，她就恨恨地两眼发直。这时，她往往会挥一下手，像用皮带抽人一样中断和转移自己的情绪。她曾经后悔没有像卢小龙一样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现在又后悔没有比别人更早地抢到前面向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
后悔归后悔，必须继续革命行动。每个人都在自己可以行动的基础上行动。因为卢小龙成了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因为毛主席８月１８日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所以，在全国大专院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的热潮中，北清中学红卫兵一下发展成几百人的大组织。朱立红虽然没有成为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第一号人物，却也成了前几号人物。因为她从小当班干部、团干部，特别有组织观念，所以便把全部热情放在了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组织建设上。
当别的学校红卫兵一哄而起时，北清中学红卫兵在她的努力下显得组织严密。她造了花名册，对每个要求加入北清中学红卫兵的人都进行了政治审查。审查主要是审查家庭出身，红卫兵首先要红五类「1」出身的人，这一点和她当共青团组织委员的思想完全一致。
至于政治表现的审查就很简单了，只要拥护北清中学红卫兵，态度坚决，就可以加入。她还别出心裁地将北清中学红卫兵按年级分成了六个支队，并尝试着成立各个支队的领导机构。
在支队下，她甚至还想按班成立小队，后来发现较难实施，也就将支队这一级作为基层组织。当她日以继夜地忙着编印花名册，召集各支队红卫兵进行组织活动时，卢小龙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北清中学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组建上，还忙于全市性的革命串连，因此，北清中学红卫兵的组织大权就在朱立红废寝忘食的努力中逐渐被她掌握。虽然这种组织建设远不那么严密，多少有点像她想象中的农民起义队伍，然而，不管学校里如何乱，也不管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如何风起云涌，她就是非常有原则性地做着这份工作。为此，她和总部的好几个人发生了冲突：自命不凡的黄海对她不满；贫下中农出身的宋发也对她不满；一天到晚跟着卢小龙屁股转的华军还对她不满；好像没有几个人对她满意。
她习惯据理力争，也习惯放开喉咙辩论。她矮矮地立在那里，用高亢的嗓门覆盖住周围的空间：“我觉得应该这么做，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革命就该有严密的组织。”其他人之所以反对她，是因为她发展红卫兵的组织手续太繁琐，为此，学校里已经有人在酝酿成立其他的红卫兵组织。她却坚持原则，一意孤行。她的好斗常常使人畏惧。不论什么人和她发生争论，她都会一句一句、不紧不慢、也绝不停止地表达她的主见。不管你用什么意见反驳她，她都绝不动摇。她常常用那使大庭广众都能听见的嗓门对付近在眼前的争论对象，这种态度足以使很多人怯阵而逃，她由此便能够无往而不胜。
一个人经常在别人的眼里看到自己，也在别人的眼里习惯着自己。一个胖得出奇的人，一定会从别人眼里看到自己肥胖的形象，他无论自卑还是自信，也便习惯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肥胖形象，并用一个胖人的眼睛面对世界。一个人如果瘦得出奇，也每天都会在别人的眼睛里读到自己的形象，他也便无论自卑或自信，都习惯用一个瘦人的形象面对世界。
一个人倘若在额头突然长起一个肿块，他就会时时感到别人的目光注意到这一点，无论他怎样难堪，他最后都不得不以一个头长肿块的人的角色面对世界。
朱立红习惯自己的原则性强、斗争性强、组织能力强、爱管人的形象，这个形象给她很大的优越感，她凭此雄赳赳气昂昂地活在世界上。她也习惯于自己的身材矮胖、眼睛凸起的形象，她也从这个形象来看世界。她矮矮地立在那里，不必对与异性交往有什么敏感，因为她几乎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微妙经历。当所有的男性都对她没有特别的意思时，她便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里。她才不会像有些女生那样，一与男生交往就脸红心跳，或者有意无意地言语撩逗。她比她们都大方磊落，她就是男的女的一起管、一样管，用她那嘹亮的嗓音说话。她并不是嚷，她只是完全解放了自己的声音，使说出的每个字都能送到最远的地方。她也习惯了自己学习不好不坏的中等水平。她也想成绩好，却达不到，便在半自傲半自卑的状态中维持着。人只要在一个方面找到支撑自己的优越，就会在那里充分展开。
随着运动的急剧发展，她也顾不上红卫兵太严密的组织建设了。破四旧「2」的浪潮在一夜之间席卷北京，席卷中国。不少学校的红卫兵已经冲上街头，传单满天飞。听说，北京东交民巷已经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已经改成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为反帝医院，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这些带有封资修特点的招牌都被打碎。
北清中学红卫兵也立刻行动起来。几百辆自行车狂风一般席卷过街道，赶到就近的颐和园。
一到门口，看到那些大铜狮子、麒麟等封建文物早被就近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颐和园的大红门上，门两边的墙上，也都贴满了红卫兵的大标语。几百人顿时有些泄气，乱糟糟地盘旋了一圈，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跨在自行车上挥了挥手，说道：“我们去黄村破四旧，把那里商店的旧牌子都砸了。”一阵吆喝，就有人跟上来，接着几百辆自行车都拥了上去，滚滚而前。朱立红也跟着人群骑上车，作为北清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的她已行使不了任何领导权。在革命的狂潮中，谁能够提出新的口号，大家就跟谁走。
几百人的队伍呼啸着杀回来，经过西苑，南下扑进北清大学南边的商业区黄村。一到这里，发现已经有许多中学的红卫兵在扫荡四旧了。几个红卫兵正站在一个商店的房顶上，双手叉腰指挥上上下下的人将商店门脸上吊着的大招牌摘下来砸碎。那是一个叫做“西来顺”的羊肉铺，西风代表资本主义，西来顺就是反革命招牌。照像馆橱窗里的照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两个新华书店，他们扑进去一看，早被一群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他们指挥着新华书店的员工们把书架的书籍搬下来，书架上基本上空空如也，只有一两个书架上陈列着毛主席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及《斯大林全集》，墙上贴满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地上散乱着纸张、宣传画，一些高考辅导书被踏得零乱不堪。一个身穿旧军装的红卫兵将一本《高中数学难题解答》踢球一样踢了几脚，书在凌空飞行中破碎，纸张飞散。
在这片商业区中，北清中学的红卫兵队伍因为找不到攻击目标，明显地涣散了。有人哑着嗓子嚷道：“咱们去五塔寺，那是封建迷信。”于是，涣散的队伍又振作起精神来，嗷嗷叫着冲出黄村，一阵风似的朝南刮向动物园后门的五塔寺。
等到了寺门口，队伍已经损失一半。冲进院门，迎面是一个方坛，方坛后面就是在北京小有名气的五塔。五塔下面是十米来高的四方石座，四面刻满了佛像。石座上面矗立着五座七八米高的石塔，像五棵石笋一样指向天空。塔的前面有两棵巍峨的银杏树。令人失望的是，这里也已经贴满了红卫兵的大标语，塔前的香炉早被掀翻。石座正面的圆形红漆大门早已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塔周围的石雕也都被贴满了大标语，有的石雕已经被打残。
北清中学的红卫兵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抱起几棵粗木头将五塔石座四壁上的小佛像撞碎几个，也便因为手掌震破出血而罢休。
朱立红看到大家很懈怠地散在院子里，有的游游窜窜，有的坐在树荫下休息，便站到一个高台召集道：“这些四旧都破过了，我们要破一个别人没有破过的。”一个剃着光头的男生懒懒地背靠树坐着，这时头也不抬地向上挥了挥胳膊，说道：“你给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吧。”朱立红翻起金鱼眼从从容容地地说道：“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四旧，全国都一样，我们破了它。”“你就快说吧。”有人不耐烦地说道。她说：“那就是马路上的红绿灯。”
这句话提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说：“怎么，把红绿灯都砸了？”朱立红说：“当然不是。红色象征着毛泽东思想，象征着红太阳，象征着红旗，象征着鲜血，象征着文化大革命，所以红灯应该代表通行。绿灯代表着资本主义，所以绿灯应该停止。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而不走资本主义的路。我们马上回学校印一个传单，向全国发出倡议，把红灯停绿灯行改成红灯行绿灯停，然后，大家分头把它贴到全市一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