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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量进行自卫。 忧虑之梦大多是那些其内容受到最少扭曲的梦。 假如由无意识提出的要求过于强烈，致使睡眠中的“自我”竭尽全力也抵挡不住的话，它将会放弃睡眠的愿望重新醒来。 假如我们说梦总是一种不会改变地试图以实现愿望的方式摆脱对于睡眠的干扰所作的努力，那么梦就是睡眠的卫士。 之所以这样讲，我们是把任何经验都考虑在内了。 这种努力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可能失败，这时睡眠者就会醒来，显然正好就是被梦所惊醒。 正如以护卫本镇居民的睡眠为天职的了不起的守夜人，偶尔也会出于无奈而只好鸣响警报，惊醒沉睡中的市民一样。在即将结束这部分讨论之时，我要提出一个能够说明我为什么在释梦问题上花费这么多时间的论断。经验已经证明，我们依据对梦的工作的研究而了解到的，并为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无意识活动机能，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把我们的兴趣引向神经病和精神变态的种种让人迷惑不解的病症，这样一种相互一致性不可能不激起我们内心极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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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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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精神分析技术
由此看来，梦也是一种精神变态，具有精神变态特有的所有荒唐的活动、妄想和幻觉，毫无疑问，短时期的精神变态是没有害处的，甚至还能承担一种有用的功能；这种短期精神变态常常是在主体的同意下开始的，并在他的意志控制下终止。 尽管这样，这终究还是精神变态，而且我们由此了解到，即使是这样深刻的精神生活变化也是可以复原的，能够让位于正常的功能的。 那么，假如我们因此而认为，使精神生活中那些可怕的自发性疾病屈服于我们的影响并使它们得到治愈也必然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想法是否太大胆呢？
我们已经明白了这项任务的初步情况。根据我们的假设，只有“自我”才能完成下述任务，即满足由“自我”的三个依赖关系——与现实、“本我”和“超我”的相依关系——而产生的要求，然而同时又保存其自身组织，维护其自主权。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病理学状态的前提，只可能是“自我”的某种相对或绝对的削弱，使它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对“自我”提出的最严格的要求大概就是遏制“本我”的本能欲求，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自我”就不得不把相当大的能量不断地消耗于“反精神注入”。然而，由“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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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如此强烈，如此执着，以致使“自我”在其它任务面前可以说是陷入麻痹状态。 我们可以借用产生于这种关键阶段的经济斗争来作出推测：“本我”和“超我”通常联合起来反对困境中的“自我”
，而“自我”为了恢复其正常状态便全力依附于现实。 假如联合起来的那两方变得格外强大，他们就能成功地松散并改变“自我”的组织，致使“自我”与现实的正常关系受到搔扰，甚至彻底崩溃。 我们已经看到在梦中发生的这类情况：当“自我”同外部世界的现实隔离开时，它就会在内心世界的影响下陷入精神变态。我们的治疗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的。 “自我”因内部冲突而被减弱，我们必须给以援助。 这就像一场必须依靠外来盟军的援助才能决定胜败的内战中发生的情况一般。 精神分析医生和病人的减弱了的“自我”必须以客观现实世界为基础结成同盟，共同抵抗敌人，亦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认真要求。 我们彼此达成协定，患病的“自我”向我们保证做到最彻底的坦率，即保证把它的自我知觉所产生的所有材料都交由我们掌握，我们则向患者担保做到最严格的保管，并把我们在解释受到无意识影响和材料方面的一切经验都献给他。我们的知识将弥补他的无知，并使他的“自我”能够重新主宰他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失去的那些部分。 这个协定构成了分析学的概况。我们刚走到这一步，第一次失望就在等待我们了——对过于自信的人第一个警告。 假如病人的“自我”要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充当有用的同盟者，它就一定要保持与现实要求的一定程度的连惯性以及对现实要求的一些零碎的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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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它受到敌对势力多么沉重的压迫。 然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而它也就不能遵守这种协定，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什么协定。 他很快就会把我们甩开，不要我们提供的帮助，并把我们送到对它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那部分客观世界里去。 这样，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放弃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试验我们的治疗计划的思想——可能是永远放弃，也许是暂时放弃，直到我们找到另一个能更好地适用于他们的计划为止。然而，还有另外一类精神方面的病人，他们显然同精神病患者极其相象，这就是成千上万遭受各种神经机能病折磨的人。这些人的病的关键因素及其发病过程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说至少十分相近。 可是事实表明，他们的“自我”更具有反抗力，其组织机构也更少受到瓦解。 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一些病症和一些机能弱点，可其中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自立。 这些神经病患者有可能表现得愿意接纳我们的帮助。 我们将把我们的兴趣集中于他们身上，看一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把他们“治愈”。
于是，我们就同这种神经病人达成了协议：一方彻底坦率，另一方严格谨慎。 看上去似乎我们的目标只是充当尘世的神父与忏悔者，可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我们要从我们的病人那里听到的不只是他知道而对别人隐瞒着的东西，他还得告诉我们他不知道的东西。 考虑到这一目的，我们就把我们所讲的“坦率”的定义下得更为详尽，提供给病人。 我们对他保证一定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律，此后他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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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行为都将受这条原则的支配。 他不仅仅应该对我们阐述他能够有意识地、心甘情愿地说出来的东西，能够使他像作忏悔那样消除重负的东西，并且还应该对我们讲述产生于他的自我观察的东西，任何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尽管他不愿意说这些东西，即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荒谬的。 假如他能够服从这道命令，成功地使他的“自我”
评论失去效力，他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思想、看法、回忆等。 这些材料都已经受到无意识的影响，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直接衍生物，因此使我们能够推测他的被抑制的无意识材料，并通过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扩大“自我”对他的无意识的认识。但是，假如说病人的“自我”完全满足于担任这种被动地、温顺地把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而且相信和接受我们对这些材料的解释的角色，那是和事实相去甚远的。 还会发生一些别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可能已经预见到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必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种情况。 病人并不满足于从现实的角度把分析学家看作援助者和劝导者，认为他们承担这项艰苦的工作是领取报酬的，并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充当诸如攀登高山险峰的向导之类的角色。 反之，病人在分析学家身上看到了某个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或者往昔岁月的重要人物的复返、再生，从而把无疑适用于这个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分析学家身上。 这种移情现象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别的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宝贵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严重危险的源泉，这种移情是相互矛盾的（ａ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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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它含有对分析学家的肯定（爱慕）和否定（敌视）
这样两种态度，分析学家往往被病人当作双亲中的任何一方，即父亲或母亲。 只要这种移情是绝对的，它就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它能改变分析的整个情况。 病人置渴望健康、摆脱精神不安的理性目的而不顾，却产生出一种试图讨好分析学家、赢得他的赞赏和喜爱的新目标。 这个目的就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虚弱的“自我”加强了；在其影响下，他做出了往往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的病症消失了，他看上去显然地已经恢复健康——仅仅是为了分析学家的缘故。 分析学家可能会羞怯地偷偷承认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丝毫不怀疑自己将能够掌握异乎寻常的力量。并且，移情所产生的联系还随之带来了两个进一步的好处。当病人把分析学家置于他的父亲（或母亲）
的位置时，病人同时也把他的“超我”施行于他的“自我”的权力交给了分析学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超我”的起源。 这时，新的“超我”就会有机会接受一种对神经病人进行的后教育（ａｆ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种后教育能纠正病人的父母在教育他时所形成的错误。 然而到了这一步，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滥用这种新影响。 不论分析学家多么想成为他人的老师、楷模和理想的典范，多么想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人，他都不应该忘记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并不是充当这些角色。 实际上，如果听任自己被自己的偏好所驱使，就会和自己的任务背道而驰。 倘若这样，他就只会是重犯那些以自己的影响摧毁了孩子独立性的父母所犯的错误，只会是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取代病人开始的依赖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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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和教育病人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分析学家都应该尊重病人